潘金莲：原欲的冲动与自我的发现

在《金瓶梅》中，西门庆固然是中心人物，但这部书的名字却是三个女性名字的组合：“金、瓶、梅”。在笑笑生的心目中，恐怕还是把它作为一部“淫妇”列传来看待的。在诸“淫妇”中，要数潘金莲最“淫”，故事也最多。小说开头，就从论“情色”出发，交代了“这一本书”的主要故事，是讲潘金莲这个“好色的妇女”“日日追欢”，最后“不免尸横刀下”，同时使“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第一回）。作者要劝诫世人的，无非就是一句话：“万恶淫为首”。自此之后，潘金莲似乎就成了古今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淫妇”。
潘金莲之所以被称为“淫妇”第一，无非是说她不顾社会普遍的道德规范，既在婚外“好偷汉子”，又在家内“霸拦汉子”，性欲亢奋，行为过度，用孙雪娥对她的评价：“说起来比养汉老婆还浪，一夜没汉子也不成的，背地里干的那茧儿，人干不出，他干出来。”（第十一回）她的“淫”，固然使她走向“恶”，走向人性的扭曲，走向犯罪的深渊，但我们不难发现：她的原欲的冲动，多少催发了一种主体独立意识的萌生，使她去极力寻找自我，主宰自己。
潘金莲的“好偷汉子”出名是从当上武大老婆后开始的。她之所以萌发偷情的念头，是与她意识到自己的美貌和才干分不开的。她本来就长得漂亮，不要说西门庆见了她失魂落魄，就是女性见了她也赞叹不已。第九回写吴月娘定睛观看她时道：“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论风流，如水晶盘内走明珠；语态度，似红杏枝头笼晓日。看了一回，口中不言，心内暗道：……果然生得标致，怪不得俺那强人爱他。”更突出的是，她机变伶俐，能说会道，多才多艺，敢作敢为，正如她自己说的：“我是个不戴头巾的男子汉，叮叮响的婆娘。”（第二回）与她的“风流伶俐”相比，其丈夫武大则猥琐无能，显然不般配。于是她强烈地感到：“他乌鸦怎配鸾凰对？……他本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奴嫁与这样个货？”只是觉得“奴心不美”，“端的那世里晦气，却嫁了他，是好苦也。”应该说，这种“姻缘错配”是客观存在。假如她压抑自我，承认这种客观的命运，也就罢了。但潘金莲就是不想忍受社会给她这样的安排，而要靠微弱个体懵懂地努力去改变目前的局面，于是她“打扮光鲜，只在门前帘儿下站着，常把眉目嘲人，双睛传意”，以“好偷汉子”出了名。
不过，小说真正写到她在张大户以后想偷与偷到的汉子共有五名：武松、西门庆、琴童、陈经济、王潮儿。这里多少表现了她对自我的追求与对命运的抗争。作为武大的妻子，她第一个看中的是“身材凛凛，相貌堂堂”的武二郎，禁不住心里寻思：“奴若嫁得这个，胡乱也罢了。”于是她自觉、主动地邀请武二搬来家住，献尽殷勤，百般挑逗，但想不到这位意中人，认同的是社会群体的道德规范而不是个体的自由意志，不想“败坏风俗”“伤人伦”（第一回），回答她的是一顿无情的抢白。第二个是得手的西门庆。西门庆给她的第一印象是“风流浮浪，语言甜净”，临去时回头看了她七八遍。她敏锐地感觉到这人对自己“有情”（第二回）。当西门庆在王婆家正式“勾搭”她时，她不失时机地表示“你有心，奴亦有意”（第四回），十分主动、及时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她对西门庆说：“奴家又不曾爱你钱财，只爱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轻性儿乖。”（第八回）假如不论她所爱非人，她所追求的并非完全是“淫”是“恶”，而是对方“可意”的“性儿”。后来作为西门庆的妻子又与其仆人琴童与女婿陈经济偷情，其动因已不是婚姻不配，而是由于丈夫不专一而使她在精神上与肉体上感到压抑，以图报复。她偷琴童，就是因为西门庆一连半个多月在院中“留恋烟花，不想回家”。她在房中“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时如半夏”，盼不到西门庆来家，就“将琴童叫进房”，灌醉了他，“两个就干做在一起”（第十二回）。这里，一切都是出于她的主动与安排。她明明知道西门庆是一个“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第十七回），但当她一旦为了追求个体的满足，就“不顾纲常贵贱”，“管甚丈夫利害”，“正是色胆如天怕甚事”（第十二回），独立地去面对现实。她是勇敢的，但又是盲目的。这只是停留在粗野的性报复与性发泄的层次上，并没有一丝感情的交流，毫无真善美的内涵，但确实也表现了她的反抗性。至于陈经济与她，在第十八回初遇时，“猛然一见，不觉心荡目摇，精魂已失”。作者说他们是“五百年冤家今朝相遇，三十年恩爱一旦遭逢”。当然，他们之间的偷情并不“清美”，谈不上有什么“民主性”，但也并不完全等同于偷琴童和后来“又把王潮儿刮剌上”（第八十六回）那样，主要出于原始的性欲。假如我们不去追究他们的偷情基础是什么，只从潘金莲独立、大胆的追求这一点来看的话，她所追求的陈经济确实没有辜负她，直到最后，陈经济还把搬取父亲灵柩的事放在脑后，首先想方设法凑上一百两银子，向他的“六姐”表示：“一顶轿子，娶到你家去，咱两个永远团圆，做上个夫妻。”（第八十六回）因此，从潘金莲几次“偷情”的情况看，我们虽然不能排斥这里存在着一种原始性欲的冲动，不排除在异性浪子诱惑下存在的迷惘和无奈，但无论如何也夹带着一个女性对自己个体能力和价值的自我认定，并在这基础上用自己的实践对客观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念作出否定，努力以自己的意愿改变自我的命运，表现了一种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
潘金莲作为“淫妇”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霸拦汉子”。这里不仅是个“欲”的问题，还由于“气”的驱使。她处在一个妻妾成群、等级分明的家庭里，明显地感到地位的不平等。西门庆家里的小妾，对奴才而言是主子，但在主子之中实为奴才。西门庆稍不愉快，就可以对潘金莲“赶上踢两脚”。她与正妻吴月娘口角，西门庆二话不说即站在吴月娘一边。聪明的孟玉楼劝她：“你我既在檐底下，怎敢不低头？”潘金莲再要强，也不得不忍气吞声，“插烛也似与月娘磕了四个头”（第七十六回）。这种不平等，无疑使她在精神上感到压抑与痛苦，感到“气不愤”。而与其他众妾相比，她的排名本在后面，又没有李瓶儿、孟玉楼那么多的钱财；就是以色相论，尽管被吴月娘叹为“果然生得标致”，但其他几位也并非长得不美，且潘金莲在翡翠轩里亲耳偷听到西门庆特爱李瓶儿皮肤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