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之争

已退休的县委书记赖先如赖书记出著作了，这可是一件稀罕事，在县城引起不小的轰动。他的著作以他十几年所作报告为主，封面烫金，图文并茂，全面而具体地反映了他的从政历程。
说是一件稀罕事，因为他是一位大老粗，文化底子“一穷二白”。到部队后，跟部队的文书学了几个字，连认字带猜，勉强可以将一篇通俗读物读完，连“粗通文墨”也够不上。
退伍后，他当本村的党支部书记。他性情暴躁，性格刚烈，容不下被他认为属于的“资本主义”的东西，敢批判敢斗争。对阶级敌人，对敢于“破坏”的地主、富农、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他敢打敢骂，敢批敢斗，实行“群众专政”。
对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他敢批判，铲除滋生它的土壤。比如当年，把社员个人养鸡、养鸭或在屋旁种点果树、蔬菜，叫做资本主义的尾巴。他带领“基干民兵”挨家挨户去检查，将所养的鸡、鸭打死，将果树砍掉。
他的所作所为，适应了当时的气候，被认为是“一批二干三带头”的优秀干部苗子。他的“活学活用”材料上报后，一位省革委会副主任在上面批示：“难得的好干部。应将这样的干部苗子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这对我们的‘防修反修’事业，将是不可估量的贡献。”
以上有些加引号的词，恐怕要加注解，现在的年轻人才能理解。当时提出对毛主席的著作，要活学活用，就是灵活的学习，灵活的运用，学了要落实于行动中。对被认为学得好的人，称他为“活学活用”积极分子，组织他们到处“讲用”，和现在的什么“先进事迹”巡回报告差不多。
“防修反修”是防止修正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简称。当时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的人，篡改马克思主义，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因此，“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群”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头等重要任务”，是我们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这样，赖先如就“坐直升飞机”当上了县革委会副主任，恢复县委（文化革命中有几年时间，县党委没有恢复建制）后，又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
当上领导后，他天天要发指示，做报告，指挥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对“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批判。他的报告，不论大小事情也得由秘书员拟稿，并且抄工整，交到他的手里，由他在会上念。
谁都害怕替他拟稿，因为给他拟稿，不能用太难的字和生僻字，思想境界又要提得高，富有时代精神，口号要喊得响。如果用了太难的字，还得给他注明读音，比如“内涵”的“涵”字，要在旁边注上“含”字。
十几年来，他报告的讲话稿是由县委办公室的张秘书替他起草的。张秘书比较了解他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底子，尽量减少他作报告的“拦路虎”。就算张秘书十分小心谨慎，但多数场合，还是念得结结巴巴，他作报告辛苦，听他报告的人也辛苦，张秘书在台下为他捏着一把汗。
因此，当上第一把手后，有些大报告，他是借故推给副手李副书记代他作报告。收入赖先如文集的文章，由李副书记代劳的约占四分之一。这些报告文稿，由张秘书拟定，会议文件印发的署名是赖书记的讲话，会议简报上印的是李副书记到会作报告。
赖书记的“报告”文集面世后，他各送一本由他签名的书给张秘书和副书记。看到赖书记的“著作”后，他们两人心里都感觉到不是味道，认为侵占了他们的权力，将本应属于他们的著作权归为己有。
张秘书的意见最大，辛辛苦苦为他拟稿十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却没有得到重视和提拔。他姓赖的老婆，一个农村目不识丁的农妇，也提拔当文化局局长。而自己仅得了一个“享受副局级”待遇，还说是对我的帮助和照顾。
李副书记，他与赖书记是正副手关系，如果大家平时关系好，也不会计较报告是谁作的，签上谁的名字？这本来就是没有值多少钱的东西，需要分得那么清楚。
李副书记主要是不满他在台上时的霸道作风和不近有情的作法。大家在一起共事，应该多少分摊点利益，而他老兄利益独占，光荣归己，错误推给别人。在他手下多年，利益没有捞到多少，而代他受过却不少。
本来，对副手应该“有福同享，患难与共”，贯彻“利益均等”的原则，但他老兄只顾自己捞钱，对下没有“施恩布德”，得罪了手下，后患无穷。
因此，他们对赖书记都怀恨在心，以前没有机会发难，这次抓住“著作权”的归属问题，告他的状，让他下不了台，出一口恶气。他已退休了，变成死老虎了，也整不了人了。
赖书记的书出版不久，法庭收到两份关于“著作权”的诉讼状，一是县委张秘书状告原书记赖先如侵犯个人著作权，声称该书几乎全部都是他写的。另一诉讼状是原县委李副书记状告赖先如侵犯他的著作权，声称赖先如的书有四分之一篇文章，著作权是属于他的。
法庭根据《出版法》的有关规定，派人对这三个人进行调查。先找老书记赖先如，他说：“著作权当然归我。文章的题目是我起的，有时提纲是我提供的，虽然是秘书起草，但经我修改。报告的著作权当然归我所有。”
他还说：“其实，我们各级领导人的报告，从上到下都是这样形成的，从来都没有人告这个状，真是神经病！”张秘书有不同看法，他说：“他只是在开会前，说要开什么会，要我写个稿子，有时下午要报告了，上午才告诉我，使我赶得屁滚尿流。写出来还要抄清楚，交到他的手里，他懂多少个字，说文章是他修改的！连“屁”字都不懂，要出什么著作，附庸风雅！”
在调查中，赖先如没有提到李副书记的告状问题，李副书记说：“他不提我的问题，就能否定吗？笑话！我有足够的证据，可证明四分之一的文章是我的。”
原来，李副书记有个习惯，喜欢保存历次会议文件和会议简报，他向法庭调查人员出示了五十多份会议简报，简报中确实注明由李鬃作报告，并且有报告的题目，与赖先如的文集中的文章的题目是一致的。
法庭庭长觉得这几个人都是本县有影响的人物，因一本书和几篇文章的事闹起来也不雅观，决定进行调解。他将他们请到庭长办公室，很客气地接待他们。他先开口说：“三位领导，这事我看大家商量，调解解决吧！”
开始，赖先如坚决反对，他认为他们是节外生枝，有意与他过不去。由于他态度不好，张秘书和副书记也坚持说，一定要将“著作权”官司打到底，县里打不赢，到省里告，省里打不赢，上中央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