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粗俗的就是最真实的

我们必需承认，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物质与精神的天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失衡。形形色的物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堂而皇之的戏弄文化、灵魂、良知、责任、道义等等精神世界的领地。
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已经学会了适应，学会了屈从，学会了对自己曾经以为对神圣的那些事物的嘲讽，并以此为荣，以显示我们与时尚的默契合拍，显示我们与潮流的亲密无间，以显示我们“附庸流氓”的决心。
但还有一些“不识时务”的人在思考，在张承志，在王小波，在朱大可等人的后面，还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追随着鲁迅的脚步痛苦的爬行——从闽西客家的围屋里走出来的董春水就是其中的一个。
从2000年开始，董春水以《我在深圳的好妹妹》为总题，写下了我们以上所说的种种种社会现实，他将女硕士、女诗人这些风雅的尤物以“好妹妹”的身份，放进中国市场经济中人格兑变的大背景下，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沉重的文化忧患意识。
在这里，我要介绍的是其中的一篇——《诗人妹》。为了叙述的方便，请允许我以我自已的理解，解构这个故事。
五年前，“我”从一所乡村中学里辞职下海，到深圳闯天下，现在已经是人模狗样了。故事发生的时候，我为了找一种弯弯绕绕的电磁管，疲于奔命。就在公交车站上，我遇见了当年的学生赤佬。
赤佬当年就不是个好学生，在我的鼓励下来到深圳闯天下。现在已混的比我更人模人样了。他骑着豪华太子，还订购了豪华轿车，有一家自己的工厂。现在遇到了自己的恩师，自然是要表达自己的感激，同时也要显示自己的成功。
赤佬先把我带到了自己的工厂里，让全体工厂一起喊“老师好”，并大谈剥削剩余价值的合法性。然后又把我带到了办公室，不断地毫无顾忌地调侃文秘小姐和一个从厕所里出来的厂长。
赤佬表达感恩的最后方式，是在酒酣战耳热之后，让老师在夜总会里好好消遣一下。也许是为了保持最后的一点师道尊严，也许是为了一个乡村诗人的清高，我看不上那些艳俗的风尘女子。但赤佬并不甘心，于是又来到了一个更加疯狂的迪斯科舞厅。
在舞厅的角落里，我看见美丽清纯，孤独寂寞的诗人英子，虽然我只能看见一个冷艳的侧影，但我可以判断你就是读司汤达，读泰戈尔，读徐志摩的那样的女子，她清高孤傲，冰清玉洁，拒绝所有的邀请，却和我一见如故。她已出过好几本诗集，甚至能背出我最熟悉的诗篇。于是，我们用诗歌的语言交谈，用诗歌的语言调情——
“想在我身上写诗吗？”她用非人的声音说：“有一张最娇嫩的白纸因渴望而颤抖，你那只笔蓄满了足够的激情了吗？”
“是的。”我颤声说，“今夜我有一支深圳最尖锐的笔”。
一夜激情之后，赤佬在电话里诡谲的声音宣告了一次彻底的“乱伦”，这个美丽的“诗人妹”实际上就是赤佬最看重的一个“妞”，她住在赤佬为她提供的豪宅里，而这一切都是赤佬对恩师的精心安排。
小说的结局如异峰突起，突兀得让人来不及思索，带着一种欲哭无泪的苍凉，完全掉进了董春水精心构置的圈套。这个看似松松夸夸的圈套从一开始就让人毫无防备，却在突然收紧的那一瞬，带给人的是窒息般的感觉。其实那个绳索就是我们身边的现实，只是董春水把他编成了一个温情、迷乱、暧昧、艳俗的圈套，引诱着我们不断的进入、再进入，突然从黑暗中就给了你一记响亮的嘴巴。
是的，我们心甘心愿地认错了。也因为错了，每一个真正的读者都将开始真正检讨，真正的思考，这就是董春水小说价值的基本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叙述方式。《诗人妹》从一开始就在调侃、戏谑和无俚头的粗俗话语中展开，表现出一幅嬉皮笑脸的痞子相，可以说读起来毫不费力。
小说中的有明暗两条线索或说是两对人物关系一直牵引着读者的阅读兴趣。一是主人公“我”和赤佬的师生关系。这种原本是延续千百年的圣神关系在小说中已被市场异化得面目全非，师道尊严已成为心理上的“较量”，较量的方式就是谁能征服更有“文化”的女人，以证明自己更值得尊重。最终却发展成一个哭笑不得的结果。二是我与“诗人妹”的关系，在极为粗俗的叙述中，这条带着某种神秘光环的线索成为吸引读者的关键。终于，在极尽粗俗的铺垫之后，诗人出现了，作者的叙述语言也由此一变，焕发出唯美的光芒，与前文相比，显示出高超的文字把握能力。
这篇小说的现实意义还在于对所谓“新乡土文学”理论的探索。作者在小说中用相当长的篇幅叙述了“新乡土文学”的基本理论，但是并没有进行讨论，只有用真实的叙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对于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中国农民来说，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城市化进程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无以数计的中国农民依靠自已的聪明才智，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变革，但是变革之后的农民到底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市场与财富之外，他们如何才能完成的精神世界的救赎？
董春水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他只负责表现存在的真实。因为这是理论研究和新闻报道做不到的，也只有文学才能展现的真实。正如马格丽特·格拉斯所说：“因为报道止于门槛，它只表现表象，正是文学弃绝的东西。文学拥有一切。它取材，又重新提炼。要么重造了世界，要么消声慝迹。”
从这个意义上，董春水重建了表象之后的真实，或者说，他为我们提供了在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中，相当一部分完成变革的农民和小知识分子在物质表象之后的精神实在。
是的。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将长久地伴随着中国的城市化与市场化进程，追问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