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民国大师

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Comeinacluster）。1890年前后的中国，似乎印证了“天才成群地来”这个令克氏久久不解的疑问。在20世纪初叶成群而来的学术大师中，有些是单打独斗，依靠本身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为后人所怀念；有的除个人辉煌的学术造诣，还留下了制度性的遗业(institutionallegacy)，在学术界维持着长远弥久的影响力。前者当以陈寅恪为代表，后者非傅斯年莫属。在那个军阀混战、内忧外乱的动荡年代，那些远去的大师们在中国文化史上写下重重地一笔，堪比春秋时的百家争鸣。笔者闲来无趣，翻阅资料，现举几位以供有识之士研讨克罗伯问题的答案及大师大师之后再无大师的原因。
首先来说死后蒋介石送去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表率”的胡适之先生。胡适一生倡导西方美式之自由、民主，反对共产主义，反对独裁，在时局政见上常与蒋氏父子唱反调，曾被蒋氏父子认为是他们反攻大陆的最大绊脚石。然蒋氏父子却被其学问之大所折服，对他甚是尊崇，致死无谋害之心，这一段往事却很是有趣。他一生最大的贡献莫过于提倡白话文和文学改良、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共同领导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他虽然一生致力于自由、民主的新思想，但终其一生却从未在旧伦理中走出来，其与他的小脚太太江冬秀的婚姻即是明证。五四后许多新青年为摆脱旧式婚姻好多人与原来的妻子离婚了，都有追求新式恋情婚姻之举，胡适也不例外，但他终究还是没有和江冬秀离婚。他不似徐志摩那样轰轰烈烈，为追求林徽因而逼迫张幼仪打胎，为了陆小曼北京、上海两地飞终死于飞机失事，在人们钦佩其勇气之余也为其叹息。然胡适虽与曹诚英女士有过同居之事，但最终还是为和其成婚。先生一生如此笔者究其原因与他大知识分子身上的书生气是分不开的。他是那个时代中国文化的一面旗帜，曾有一美国教授说道他日去中国首先拜访的便是胡适先生。他一生与北大结缘，曾任北大校长，1962年去世后入殓时曾身盖北大校旗。
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学术原则的傅斯年。他是胡适的学生，曾是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担任游行总指挥，受胡适反对暴力运动思想的影响后潜心学术，担任过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与蒋氏父子关系很好，是他们的座上宾。在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任上参与指导过殷墟的发掘，对考古工作贡献颇大。
自言“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辜鸿铭。他是一个出生在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华侨，至死都留有一条长辫子的北大教授。是倡导中国文化本位论但学贯中西却给学生教西洋诗的狂儒，他的辩才和骂人在北大是非常有名的。他会讲九种语言，在英国伦敦借倒看报纸用纯正的伦敦腔讽刺过英国人；在去德国柏林的火车上用德语讥讽过德国人；在北大教授休息室里用拉丁语说的洋教授哑口无言。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当幕僚的时候将曾经说他国学功底浅薄的人弄的好不尴尬。
倡导“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为学术精神和价值取向的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因他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被称为“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在继承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的同时，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新潮》杂志的主创者之一，五四运动的学生宣言白话文的起草者罗家伦。他曾是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打破了该校不招女生的先例，废除清华留美预备部，将清华大学从外交部所属争取到教育部所属。在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任上曾致力于把中央大学打造成普法前的柏林大学，抗战时曾计划把中央大学建成和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相抗衡的亚洲一流大学。入主中大十余年，一下子使中大跻身于名校之列，当时全国很多考生的第一志愿即为国立中央大学。曾在清华曾有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在校长任上曾因作风独断专行而遭到学生驱逐，曾爆发过“驱罗”运动。后担任中国驻印度大使，在职期间曾与尼赫鲁总理商讨过印度国旗图案的确立，罗以一外国人的身份能参与他国定国旗的事怕是古今中外也没有几个吧！
在那个距今不算久远的时代，在那个学术巨星集体涌现的时代，胡适、傅斯年、辜鸿铭、陈寅恪、罗家伦他们只是那个时代大师们的几个代表而已，笔者列举他们只因深深被他们的才学所折服，他们的故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瑰宝，学术研究上的不尽宝藏。笔者有感于此欲将大师们的事迹传播出去，只因才疏学浅难堪此任，摘其生平要事不堪赘述，有不妥之处望诸位看客在浏览之余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