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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水浒传》第二回讲述太尉高俅的发迹史。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平民子弟要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只能靠科举这条道,像高俅这样由“被告去京”到“识柳大郎”,再到“遇赦回京荐至开药铺董将士处”、
《水浒传》第二回讲述太尉高俅的发迹史。
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平民子弟要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只能靠科举这条道,像高俅这样由“被告去京”到“识柳大郎”,再到“遇赦回京荐至开药铺董将士处”、“荐送小苏学士”,“荐送王晋卿”、“入端王府”,一直到最后成为朝廷命官的发迹模式,充满了传奇色彩,完全可以定义为“高俅现象”。

东京开封府一个姓高的破落户家中,一个小孩出生了,身形和脚形都适合做足球运动员,他就叫高二,外号高俅。高俅一周岁了,他抓周抓了包子、女儿红和骰子。高俅十周岁了,他被学校赶了出来,他的那双魔爪已经摸过了不少女同学的屁股。高俅十五周岁了,他拿着凳子去街上闹事,被一个真正会舞枪弄棒的高手王升狠扁一顿,周围群众欢呼呐喊。同时因为高俅在吃喝嫖赌诸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所以他周围聚集了一帮有钱人家的孩子。高俅从小善于理财,一般和朋友出去玩,都是想方设法让别人买单,由此被王员外告上法庭。开封府尹判他杖打四十,并且把他赶出了东京城。高俅无奈之下去投奔了从前认识的一个开赌坊的懒汉,懒汉的名字叫柳世权。高俅在赌坊留了下来。

就这样三年过去了。哲宗皇帝下令大赦天下。高俅得到消息之后要返回东京。柳世权写了一封信将高俅推荐给了他的亲戚。那亲戚是个守法公民,不敢接收高俅这样的人,留了他几日之后就将他推荐给了一个学士小苏学士。高俅成了苏轼小秘书一类的角色,高俅为人乖巧,擅长于抄抄写写。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从翰林侍读学士外调到中山府,于是苏轼又把高俅推荐给了他的朋友小王都太尉王诜(即王晋卿)。

小王都太尉:你都会干什么啊?
高俅:琴棋书画,吟诗作对。
小王都太尉: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
高俅:所以我一样都不会。
小王都太尉:哇,我欣赏你!
高俅:我从小就只知道吃喝嫖赌。
小王都太尉:好!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亲信随从了!

这一次,高俅找到了知音。小王都太尉待他“如同家人一般”。不久,小王都太尉的小舅端王看中了高俅。自从高俅投奔小王都太尉之后,已露出了发迹的契机,这时的高俅虽然还是一个帮闲者,但无形中已攀上了高枝,平步青云是迟早的事了。水浒传作者别具匠心地在王都太尉和其舅端王的前面各加了一个“小”字,说明凡为老百姓所深恶痛绝的小人,自然受小人的赏识,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小王都太尉生日这天请了端王前来喝酒。
端王:这对压纸的狮子不错嘛。这么好的东西,看来你的书法一定很不错吧!
小王都太尉:其实……我一直都用这个来压手纸的。如果你喜欢的话就送给你了,还有一个配套的玉龙笔架,做得更好,明天我拿回来一起送给你。
端王:好……好……
第二天一早,小王都太尉将笔架和两只狮子一起用盒子装好,吩咐高俅给端王送过去。

高俅来到端王府看见端王正和几个人踢球。高俅便在一边候着,看他们踢得那么臭,高俅心中非常着急。说时迟,那时快,那球忽然向高俅的面门飞了过来,高俅一个漂亮的闪躲,又一个漂亮的转身,将球踢了回去。端王邀请高俅上场,高俅把球玩得跟长在自己身上的东西一样。那个小舅端王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即位的徽宗皇帝。徽宗是个足球迷,恰好,踢球是高俅的长项,所以东京人称他“高毬”。当然,仅仅会踢一脚好球是不够的,高俅自有别的本事,且看他初见徽宗时的表现:先使个“鸳鸯拐”将恰好滚到自己脚边的球踢还徽宗,这一手令徽宗惊叹不已,然后,在回答徽宗问话时连忙“向前跪下”,继而又“叉手跪覆”,并且“拜道”、“再拜道”,恭敬得不得了。徽宗令他踢球,他便“叩头谢罪”,“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奉承端王。”端王一开心就将高俅留在府中做了他的亲信随从。出身寒微的高俅何以会青云之上?他发迹的原因是什么呢?水浒传中说他遇上了贵人。高俅的发迹,既不靠送钱送物,也不靠出卖肉体的所谓“性贿赂”,而是靠踢的一脚好球,天天陪领导玩,得到了领导的赏识。

有人以为,高俅先生除了会踢几脚球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别的大本事,属于不学无术之辈,其实,这是小看了这位“高太尉”。事实上,对于高俅和产生高俅的那个时代,高俅即使只会踢球,也绝不是什么一无所长的庸庸之辈,至少他是“中国式传统足球”的健将,更何况,像宋徽宗这样的统治者们才不稀罕什么经天纬地、安邦治国式的人才呢,他们真正喜欢的正是像高俅这样的拥有高超的“玩技”,能够整天陪着他们胡闹的“人才”。事实上,高俅这个人会“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玩耍,颇能诗书词赋。”从这些信息看,高俅基本上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全才”,和一般只会聚众闹事、小偷小摸之类的市井无赖,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像高俅这样的人必然也是一个溜须拍马、八面玲珑、左右逢源、颇有心计的人,总之,高俅不是寻常之辈,在为官弄权上有些手段,所以能居高位数十年而不倒。首先他乖巧善佞,对上司尤其是皇帝徽宗百般讨好,迎合徽宗志大才疏,好名贪功的心理。高俅管理禁军,在军队训练上玩了不少花架子。高俅主持的军队争标竞赛开始是“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争标之前,先是吹吹打打,后面的争标竞赛,也要搞出“旋罗”、“海眼”、“交头”等各种花样,颇为热闹。让徽宗看了十分满意。同时这个人还有一个好处,对有恩于他的故人不忘报答,除了与保荐他的人保持密切关系外,对他原来的主人苏轼一家也颇为照顾。一些野史上记载他“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因此他的这些作为也获得朝中一些人的好评。

高俅贪欲很重,靖康年间,政治风云变向,有大臣上书揭露了高俅恃宠营私的罪行。高俅将军营的地皮建成私宅,这还不算,而且把禁军当作私役,不管训练,专管为他营私出力。如果你没手艺,那么只能花钱再雇工匠。有钱的,就可以免于操练;没钱的,只能再找营生赚钱,也无法操练了,于是军队“纪律废弛”、“军政不修”,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无用摆设,以至当国家危急,面临虎狼之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