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关于文学的遐想

早就听说了庄信正的《文学风流》，为什么我会对这本书感兴趣？首先是因为“文学”二字，我本身就是学文学的，学文学的人不对带有“文学”二字标题的书籍报刊感兴趣是几乎不可能的；其次是因为“风流”二字吸引到我。我曾经参加过一个主题为“民国风流，魏晋风骨”的文化夏令营，在这个夏令营中，通过参加一系列的学习，我不仅崇拜上民国自由浪漫的学术氛围，也欣赏上魏晋时期的文人雅士，因为民国时期孕育了中国文学史上灿烂的现代文学，魏晋时期创造了百家争鸣式的玄学。正因为这个感兴趣的题目，我捧起了这本书，果然，这本书不负我所望。
写诗之才：记忆力？浪漫主义的感情？
写诗的“才气”究竟是指什么？是过人的的记忆力？还是那浪漫主义的感情？
《道德经》中有这样一句话：“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有些东西没有明说，却反而是最能够让人明白的。众所周知，“才能”的衰退是诗界屡见不鲜的事情，而写诗的“才能”往往在于浪漫主义的感情，就像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因浪漫的意味而传颂千古。万一理性击败了感性，成为一个人思维和判断的主要方式，那么便失去了写诗的感情要求，例如，在法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诗界就因过多强调理性而导致该时期诗风格的死板、缺乏活力。
“时间是把杀猪刀”，这句通俗易懂的话正和华兹华斯的遭遇相关，早年时期他接连写出了《露西?格瑞》、《傻小子》等感情诚挚深厚的诗篇。本来，“三十而立”，即将进入三十岁的华兹华斯应该在诗坛中更有成就，可惜的是，在青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感觉到自己青春渐逝，诗才转弱。一直到去世的时候，他对于诗的创造能力已经每况愈下。生活的颠沛流离已经让他丧失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美好景物的审美能力，而这一切都是引发想象的基础和根本。
这也是优秀的文学创作往往发生于一个人年富力壮的时候的原因吧！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张爱玲在青年时期的插图小说已经很受欢迎，但是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于小说的造诣便声销玉陨；沈从文的《边城》写作于三十二岁，随后已经没有重大的作品；萧红亦是当然，这虽跟政治因素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更多的是，文人的生命轨迹恰恰与文学作品质量成正比关系。
读者素养：看不懂又何妨！
一本书成功与否是由读者说了算的，读者参与的文学接受过程是文学的重要内容。
“看不懂又何妨！”这是乔伊斯给读者反馈后的答案。是的，看书非要看得懂才行吗？由于每个读者知识结构和水平各有不同，因此每个读者不可能读懂所有的作品。但是，看不懂的也要去读，这是读者了解文学，尝试触摸作者创作心理所应该具备的素养。也是从一个基本的读者向一个全面的读者迈进的第一步。
当看见有人在坐大巴、搭地铁的时候捧着本艰涩难懂的书认真阅读的场景，当看见一同旅行的驴友晚上临睡前捧着本书在阅读，而他之前说过，要去尝试和挑战这本高水平的书时，当去到幽深寂静的图书馆成人馆总会发现那个角落上坐着一位捧着书的小男生，和煦的阳光照在他蜷曲着的双腿时，我总会感觉到心中喷涌而出的那一阵阵暖流，对于同样志同道合的人来说，此时此刻我会感觉到改变世界的杠杆不仅在我手中掌握着，也同样在他们手中掌握着。
创作自由：隼鹰在高空驰骋万里的梦
就像写书法，当敞开宣纸，并在上面挥大毫洒黢墨的时候，书法爱好者往往能享受到狂野的自由带来的乐趣一般，文学创作也有属于它本身所能带给文学创作者的幸福和快乐。
但是，这种幸福和快乐是不顺利的。往往一些政治因素会对文学创作本身产生影响，例如，在东方的国度，有“文字狱”，特别是中国明清时期的“文字狱”，折断了多少文人志士的思想之翼。这也是中国在即将走进近代之前思想、科技一直停滞不前的原因。在西方，例如俄国，就有“禁诗案”，造成了文学界中的混乱。文学牵连上政治并不是件妥当的事情。文学和政治虽互相影响、互相反映，但同样又是水深火热的一对。曾经记得，撰写学年论文的时候，我在讨论俄国文学的“罗亭”角色时和中国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感联系在一起，导师认为这种联系有失偏颇，理由是这破坏了文学本身的神圣性和相对的独立性。
什么是创作自由？《文学风流》并没有明说，作为一本类似于讲故事的书，我们往往要去思考它讲故事的背后给与我们的信息。创作自由，是怪癖给予他人感觉之“怪”而自己不觉得“怪”，自己“为我”之自由；创作自由，是羊癫疯、忧郁症给予他人感觉之“痛苦”而令自己感觉只是文思泉涌、下笔如有神之工具的宽大胸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白痴》时致友人信说，“很有灵感，使我一连发病（羊癫疯）四次。”往往，灵感来临时陀氏的羊癫疯会发作，发病的时候往往更有利于写作，二者之间相互关联。有时候，在某些人为自己身上的怪癖或疾病而过分在意其他人的感受时，文人就是因为对于文学的热爱而尝试着去利用这些怪癖和病症，反而成就一番大事。这就是创作的自由和放荡不羁，也是战胜自我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