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拾遗

由于小时候正处在计划经济的年代，童年的记忆里，所有的粮油和副食供给都是凭票证来采购的，所以粮票、布票、肉票等是必须的，有钱没有票也是不能购到食物的。有些人家粮票多了，还可以在黑市买卖，而全国粮票要比地方粮票贵些了。
那个年月的口粮供给主要是玉米面、小米、白面，印像中大米很少，大米与白面的定量相对少而且价钱高，由于经济困难，我们家总是用定量少但价格高的白面换别人家的玉米面。那时对父母总是把白面换给别人很不满，每次看到别人家吃白面馒头时，眼谗的不得了。特别是学校那时总是劳动，一劳动就得带饭，看到别的同学吃白馒，更是羡慕。为此因为要母亲做白馒带而和母亲生过气的，让母亲很是伤心。现在想来，当时太小了，太不理解当时父母的艰辛了呀。那时吃的菜也是老几样，但好在还都是现在时尚的绿色食品，但说实话，那时可不喜欢老吃绿色食品，而是想吃现在城里人吃腻了的所谓不利于健康的食品的。厦天每天中午吃得最多的是豆角和土豆炖在一起的菜，锅边贴上玉米面饼子，那玉米面上有母亲粗糙的手印，下面有炖茶油汤的浸泡，背面有铁锅烤成的锅吧，香甜而有脆性。每到吃饭的时候，我总是多揭开几个锅吧，母亲并有责难我，而是慈祥的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着。
那时吃面条是比较少的，偶而吃一次一般也是生病了，我母亲擀面条，说实话质量很一般。而我父亲擀的面条，又硬又有筋斗。就是到了改革开放后的初期，我参加工作后，吃面条也只能是生病时，有医生的假条，食堂才可以做一顿病号饭。当时还有一种玉米面和什么做的黄面条，下锅煮熟后，口感爽滑，也很好吃，但却不是能经常吃到的。也可能是不能经常吃到，因此它的诱惑力也就太强了，所以总是想着，看到别的小朋友吃了，从心里发谗，但想想家境的艰难，也只能无奈的叹息吧。
由于我们家有三个男孩，城市的定量不够吃的，所以父亲就领着我们去郊外开荒种地。小孩本来觉就多，但每天要当劳动力去种地，就得早早起来。每天最痛苦的时候是清晨四点种父亲催促起床的叫喊声。穿上衣服扛着铁揪，睡意朦胧浑浑浊浊的来到地头，没精打采的挖着地，父亲看我们懒散的样子，就不住的呵斥着我们。一次我们在一块有半人高的松树间开了一块荒地，父亲将一些杂草清理完毕后，将其集中起来点燃了，准备将其烧净化为肥料。正好过来几个人，说是不能在松树林里点火，将我父亲带走了，当时吓得我什么也不敢说，只是默默的注视父亲被带走。当时我父亲十分镇静从容，我感觉就象李玉和被日本鬼子带走一样的大义凛然，让我十分的佩服。
1975年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时，我家因为在自留地的栅栏外边种了些黄烟，葵花和豆角，被一个极左的邻居告到了单位。当时我父亲有病在家休息，单位来人强制要求将栅栏外的农作物铲除掉。父亲本来就重病在家，又被这一气，随即住进了医院了。我也平生第一次随父亲住进了医院，知道了医院是什么样子。
童年的生活清苦中也有快乐，我父亲的单位是物资批发站，所以在那个那物质供给紧缺的年代里，也有一些便利。父亲的单位有个大水果库，因为不当，经常有水果低价出售，有时烂一个小洞的苹果，就几分钱一斤，所以小时，虽然经常吃不饱肚子，但水果却也不少吃。有时因为一些基层单位为了拉关系，就送来低价的鱼等，我们也可以经常吃些低价但质量绝不低的鱼类产品了。同时，商品流通单一性的优势，让商业批发单位可以买到蝴蝶缝纫机、永久、凤凰自行车，上海牌手表等紧俏商品。记得我们家买了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我高兴的不得了，它不但让我感知了外面的天地，也填补了寂寞空虚的生活。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时，晚上有时还能收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和苏联的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当时收听这些苏联电台属于收听敌台，要有人举报是要被批判和处罚的，所以收听时得小心翼翼，将音量调整到很低，和做贼一样。但好景不长，在林业部门工作的我姐夫来我家，一眼相中了收音机，扔下90元钱，死活就给拿走了。当时气得我大哭一场，但又没办法。为了报复我姐夫，找机会我就把我姐家的三个孩子，每个都棒了几遍。气得我姐一个劲找我妈告状，我也不说是为什么打的，现在想来十分可笑。
光阴荏苒，冬去春来，童年宛如烟花一般消逝于人生的长河中了，但困难年代的经历，那份清苦寒贫的点滴，现在想来也是暖暖的，清贫让丰富了我们的人生，艰难让我们知道了珍惜。现在物质的丰裕，让我们再不会精打细算的节衣缩食，也不会在为吃不饱饭而犯难了。商品的琳琅满目和买方市场的形成，买什么再也不用票了，而那么花花绿绿的票，没有了具体的使用价值，只能成为收藏界的宠儿了，但艰苦环境中的人生体验，成为我们在漫漫峥嵘岁月中的一笔财富，经历过磨难的心，逐渐成熟而淡定，不会太在意形式，不拘泥于外物，内心丰盈而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