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林语堂

生不逢时，不是民国时代所有作家的悲哀，却是林语堂的悲哀。
林语堂在很长时间里是个是非人，活在是非年代，又惹上是非事。所以，他活着被人说东道西，死后依然被人说东道西了相当久。他追求的目标是恬然地生活与世无争，到头来不过是一个梦，里外都与追求无关，里外都是那般荒凉，荒凉得唯有文字与他相亲。
如果错开那个年代，或者说没有那场关乎名节的是非，他可以以他固有的超然姿态悠哉地漫步在中国文学史里，成为毫无争议的扛鼎人物，不至于让书写他的人如此尴尬。可惜，他生在那样的末世，活在战乱不休的时代，还有那个没有躲不开的是非，让他还不了清白之身了。是非留下的诟病像裂了一道璺地琉璃盏，令他成为一杯苦涩的苦丁茶，独斟独饮，却说不得。
关于林语堂众说纷纭，有的极力的捧，有的极力的棒杀，各执一词。这些或捧或棒杀无非对他的人而已，对他的文学成就不可否认的一致——高妙。
喜欢读散文的人躲不开林语堂。
如果说鲁迅是一座山峰，林语堂是和他对峙并立另一座山峰。他们俩人给人留下了两道无法超越的精神模式：一种是锋锐刺破长天，用争斗止争斗；一种是平和化解，用内心的修养化解外界的冲击。
后者是林语堂的一种写作心态，从而成就了他的文字风格，清明如水流于石上，明澈见底。这是一种明达与洞彻。
因为洞彻，所以叙说清澈明理如清泉泠泠，不见罗嗦与杂音，一笔点到，随即消隐，自有了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高妙。这种高妙在于一种冷静，清雅的冷静，好比一老僧坐在禅房，木鱼黄卷一炉檀香，说禅说法不在于字而在于言外之意的领会。如佛祖无上之法不言一语，只是捻花微笑，法却道尽。
当然，我们不能把林语堂和佛祖如来相提并论，但看林语堂的散文常令人感到异曲同工的况味。他的散文篇幅长的很少，以一千左右为主，更少如《说文德》、《读书与看书》等。字数不多，见解独到，情深意长。
佛祖的无上之法是意会，我以为那是一种滋味的品。
品是吃的一种，但是吃未必是品。品，在于年龄、阅历，以及慧根。
人活到不同的年龄，做不同的事。我们不能让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人情练达，也不能去掉二十多岁年轻人的血气方刚。于常人来说，三十来岁是人一道槛，此生名望如何已经出现端倪了。成则成矣，大器晚成的毕竟是少的。三十岁的吃，以前是狼吞虎咽为食而食，以后是细嚼慢咽——吃固然重要，但是能咂么出其中的滋味也成为吃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十岁看书也是这般。以前狼吞虎咽只为一睹为快，而到了这个年龄书开始精挑细选想读一些隽永的文章，如泡淡茶一杯开始啜饮，开始强调一个“品”了。
林语堂散文是一种滋味，而这种滋味也在品。
读他的某些散文，令人看到的时色彩、气味、口感的美，唇齿留香、冷香绵绵、色彩绚烂。那些散文如同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淡黄里有着一种岁月惆怅的诗化，清静平和中带你走进悠远的过去，没有了曾经岁月里的忧愁苦恼，只剩下回顾往昔的领略，淡淡的看着欣赏着。或许会惘然会惆怅会感伤，但已不是锥心刺骨的流血，而是诗意的怀想。
林语堂小品文中的性灵却显得充盈、奔放、欢快、充满激情，其相对应的表达方式也是浩浩荡荡，如江水滚滚。他曾写道：“人谓性灵是什么，我曰不知。……大概昨夜睡酣梦甜，无人叫而自醒，晨其啜茗或啜咖啡，阅报无甚逆耳新闻，徐步入书房，明窗净几，惠风和畅——是时也，作文佳，作画佳，作诗佳，题跋佳，写尺牍佳：未执笔，题已至，既得题，句已至。”
这一类抒情散文散淡平和，香远益清，唇齿留香，是林语堂散文中的精品。他前期的娓娓道来小品文通过花鸟鱼虫、历史掌故给人带来的是另一种感受。清白如白话，不费解，似乎在听一个博学者跟你闲谈陈述。没有感慨，只是娓娓道来的介绍。
对于林语堂而言，政治染上他是他的不幸。如果不生在那样的乱世，他是一个扛鼎的学者、文人、老师，他的论著等身才情足矣让他彪炳千秋。政治选择了他，而不是他选择了政治。政治是个大染缸，每一个被染上的都被染得污七八糟。如果没有那些特定环境，或许他所作的不过是个文人、学者本分的工作。但是，因为环境特定，所以他就是做本职工作折射出来得光芒也变得复杂了。他被卡在历史特定的空间里，成为连一个屈都叫不得的尴尬。
鲁迅是孤独的、寂寞的；林语堂是孤独的、寂寞的。鲁迅的寂寞在于孤独，而林语堂的寂寞在于孤傲。两个人在不同时期分别被人扭曲着，或妖魔化，或神圣化。
。林语堂的心境无疑是苦涩。他只能借着别人的话隐晦的说自己，只能借他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到此时，苦涩不能表达他万一，人生荒凉，对他来说唯有与文字相亲。
——回首众人，一转身，一切归于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