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里的爱

1、不幸之儿女笔记定姻缘
父亲与母亲的姻缘竟由一本普通的笔记本促成，至今我依然记得；外婆和奶奶屡屡提及此事，也记得她们当时合不拢嘴的表情。
父亲和母亲是在1966年经媒人介绍认识的。在媒人看来，父母的婚姻实属典型的“门当户对”：刚刚二十岁的年龄，贫苦的家境，同样的辍学理由——“五类分子”的家庭成分（多次跳级的父亲提前从师范学校肄业回家务农，初中毕业成绩优秀的母亲则被取消了读高中的资格）。
母亲第一次踏进父亲家门，看到的是如同自己家里一样一贫如洗的家境：几间摇摇欲坠的破房子；除了桌椅床铺，屋内基本上没有什么陈设。令母亲费解的是，父亲的床头放着几本书和一个笔记本。翻开笔记本，母亲看到的是密密麻麻的文字，字体挺拔俊秀，有读书随感，有时事评论，还有一些诗文——原来退学以后，父亲一直保持着读书写作的习惯。尤其是父亲一首《无题》让母亲对父亲刮目相看：平生喜读圣贤书，读到神癫人已痴。世态炎凉由尔去，人情冷暖寸心知。改天换地无能力，养性怡情有小诗。乐道安贫人自在，静观云卷与云舒。
令媒人吃惊的是，原本对此次相亲十分反感的母亲，从父亲家回去以后，很快同意了这桩婚事，并在那年的腊八节，与父亲走到了一起。更奇怪的是，母亲不多的嫁妆中，有两本在当时非常时尚的笔记本，面对家人及亲朋好友一致疑惑的目光，父亲与母亲都没有作答，只是相视而笑。

2、笔下乾坤大，夫妻登讲坛
然而，婚后的日子并不如母亲所期望的那样顺顺当当。结婚的第三天，爷爷被拉去游街后，一时气急中风，卧床一个月，于1967年正月十一去世。而两个月后，家里那几间摇摇欲坠的瓦房，又没能顶住梅雨的洗刷而倒塌。到了冬天，我的大姐出生仅三个月就夭折。年轻的父母遭遇了接二连三的打击。这段经历，期间的悲伤、困惑和互勉，成了父亲记本的主题词，而母亲的笔记本里则记满了各种数字：他们结婚、爷爷去世、大姐出生时收到的礼金，盖房时亲戚的借款、相邻帮工的天数等等。
虽然母亲一直看好父亲的未来，但是现实往往让母亲哭笑不得。书卷气十足的父亲，虽然身处农村，对农活却始终一窍不通。这点有父亲的日记为证：1968年8月5日，一贯穿着讲究的父亲穿了件白衬衣，上山去砍柴，忙活了整整一天，却只有小小的“两把”（老家土话：两小束的意思），而为了洗掉衬衣上的污渍，母亲足足用了几个小时，几乎用完一整块肥皂。这事也在日后被母亲当成父亲的“罪行”之一，在我们姐弟三人面前反复“控诉”，父亲对此却振振有词：“你说的，我天生不是种田的料嘛！”“那是的，我前生差你的，么事（即任何事）都指望不上，你天生就是吃文化饭的，受苦受累的体力活就活该我来！”母亲说这话时，脸上却满含笑意。
母亲的断言果然不错，父亲的命运的确因为文化而改变，他先是被村民选举当了民办教师，后来又到镇上工作，最后以公务员的身份退休，真的脱离了土地，走出了农村。只是没想到，她自己后来也被父亲拖着吃上了文化饭。母亲的笔记本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68年底，村支书找父亲谈话，准备让父亲去小学当民办教师，父亲的态度令众人百思不得其解：母亲也会是一位好老师！母亲也不该一辈子猫在田地里！母亲去不了学校他也不去！此事当时在村里炸开了锅，要知道能够让身为“五类分子”的父亲去教书已属不易，父亲不是得寸进尺，不晓得好歹么？而老来得子的奶奶平生第一次骂父亲昏了头，说当老师一天才挣几个工分？一个种田的都没有，一家几张嘴吃什么？母亲也劝父亲，让他一人去，留下自己挣工分算了。但是倔强的父亲却丝毫不放弃，他要带着母亲跟他一起走出改变命运的第一步。他拿着母亲写的字，画的画，记的帐给村干部看，给校长看，要母亲试讲给他们听，最终，父亲成了学校的语文和音乐老师，母亲则成了学校的数学和美术老师。当父母携手走上三尺讲台时，他们的心情豁然开朗，纵然挣的工分很少，生活很累，但是，毕竟幸福真的一步一步向自己靠近了。父亲的一首《乡村教师》记录了那段热情而充实的生活：“讲台三尺铸灵魂，乐在乡村学苑耕。树德培才倾热血，栽花育朵付痴情。传知不惜身身汗，伏案长燃夜夜灯。蜡炬成灰无怨悔，芬芳桃李慰园丁。”

3、县城记相思合家终团圆
父亲正式走出农村是在1976年。那一年，在镇上写标语的父亲，被一位国家干部看中，到镇上粮管所做统计员。去与不去，对父亲都是艰难的抉择，他的笔记本里记载了他的犹豫：那时候奶奶已年逾古稀，我们姐弟三人都还不到十岁。走出农村，是父母的愿望，而将一家老小里留给体质一向很弱的母亲，父亲又如何放心得下？母亲自然明白父亲的心思，笑着对父亲说：“担心我对你娘不孝，还是担心我虐待你的伢？再说你不出去，我和伢们怎么出得去？”犹犹豫豫之中，父亲走出了家门，走向了一片全新的世界，只是在工作之余，在夜间，父亲会拉拉二胡，写写日记，字里行间满是担心和思念：父亲不知道，留在农村忙忙碌碌的母亲胃病是否复发？母亲上课前，有没有人替她擦黑板，准备好粉笔？（母亲身高刚刚一米五，父亲在学校的时候，每次在母亲上课前，都会替她准备好粉笔，擦干净黑板）。三个孩子有没有惹她生气？她是否不听自己的劝阻，整夜地给一家老小做鞋织布？母亲又遇到多少难事，有没有记在笔记本里等自己回去商量？
1986年，是父母生活中一次重要的分水岭。那一年，我们家里可谓“三喜临门”。父亲加入了党组织，被提拔为县政府一个部门的干部，他的名字还频频出现在多家县级、省级、国家级的专业刊物上，成了县城小有名气的“笔杆子”。母亲则在不惑之年成为一名银行储蓄员。我们举家迁至县城，分居了十年的一家人终于得以团聚。在那一次搬家过程中，我第一次看到了那些被父母视为宝贝的笔记本，满满一只木箱子，当我将那些已经发黄的本子清理出来准备丢进垃圾堆时，母亲大叫一声：“不能丢！那是你爸的命根子，也是我的命根子！”说时迟，那时快，母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抢过去，拂去上面的灰尘，整整齐齐地摆进箱子，好奇的我初次读到了父母二十年的艰辛。
而1986年，家里更大的变化是父亲与母亲的角色来了个彻底轮换，母亲成了“工作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