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钱

也许是乡愁也能令人抚今追昔、慎终追远，大凡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望过分钱的人已经上了年纪，却往往把钱看得淡然。
钱跟权利一样，也是一把充满诱惑的双刃剑。取之有道，花之得当，钱多是福；弄钱不走正道，花钱出卖灵魂，钱多是祸。星移斗转，古往今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从来一刻也没有消停过。仅以钱论，真可谓是成也金钱，败也金钱。而无论怎么弄钱还是怎么花钱，钱的本质都挺干净。
分钱一如分粮，也是农村“大和泥”时代的产物。说来也怪，在那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里，山民大多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家里穷得叮当响，吃了上顿没下顿，补巴衣裳将就穿，日子难过天天过，而视政治为生命，人的精神永不倒。白天挖地薅草争先恐后，大多宁可累趴下，毫无痛苦表情，偷奸耍滑的是极少数；晚上识汉字、排节目、读宝书、大会小会、批判检讨、群众辩论等等不亦乐乎，而且越是干活偷懒的人，越是激情燃烧。唯独年底将要分钱的时候，几乎整个山村所有人的目光全都盯在黑里透红的算盘珠子上，几家欢喜几家愁。因为生产队里年底分钱，要以全队全年的总工分和货币纯收入为基数，集体先按比例提留了“公积金”和“公益金”后，才能按工分把钱分配到户；三下五去二，三一三剩一，平常年份每分工只能分到几厘几毫钱，家里人少劳多的情况稍好点儿，人多劳少的户一年苦奔到头分文不进，甚至还要倒找集体“四两姜”。倘若队里分钱时短少了谁家几块几毛钱，那便意味着这家人的大量汗水白流。乡亲们分钱时也仅是分钱时，谁都毫厘计较，谁都分文不让，这自在情理之中。
当时我们一家三口，只有我这个吃闲饭的会打算盘。平时除了放学回家打柴、喂猪、做饭、洗碗、扫地外，我挣工分的唯一途径，就是往猪圈里垫草垫土，设法增加一些向集体投肥的数量。不过每到队里开始分钱的时候，我老犟着念书的好处便立刻体现出来。家有我这个天不怕、地不怕、记性过人的“横小子”，每到队里分钱的时候，也就是养父母最省心的时候。有时为了查账对账，一连几天我连学都不上，日以继夜地缠着会计核准每一笔帐，四舍五入，精确到分，他不彻底算清我家究竟该分多少钱，我就决不放他的过手。也正因如此，养父宁可砸锅卖铁也要供我读书。记得有一年底，我们家里分了八百来快钱，养父母高兴得合不拢嘴，所有在场的人的眼睛都拉直了。第二天，养父微笑着对我说：“这些钱不敢花，你的翅膀还没硬，我要把它存起来。”说罢给了我三块钱，其余全都存进了信用社。十七岁以后，我便不好意思也没有再花家里的啥钱了。
说来也不怕现在的“啃老族”、“月光族”、“低头族”、“飙车族”们笑话，那时我等农家子弟，谁也没有“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条件，过年没有“压岁钱”，平时没有“零花钱”，即使身上有点钱，那也不过三两分、二三毛。家里攒钱好似针挑土，一分一厘皆血汗，不少家里的孩子因交不起一块钱的公杂、几毛钱的书钱而辍学，上得起学的百分之九十几的孩子都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好让大人们腾出手来多挣工分养家糊口。
这是一段无法回避的困苦经历，还是一笔挺立人间的巨额财富？
若说我的运气不错，当数改行从政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有过同样经历的老领导身边工作。他们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关心百姓疾苦，说实话、办实事，从不把钱放在眼里；每有调资机会都让符合条件的一般干部先调，所以我的级别不高，工资不低。我没有理由消极怠工，更怕胡整给老领导丢脸，直到退了二线，也没攒下啥钱，一清二白反倒浑身轻松。
昨天六点多下班回家，路上又碰见一位和我同岁、和我一样“一二一”的处级领导。寒暄过后，相视一笑：“钱无多少，官没大小，健康第一。”不知为什么，回到家里我又老是想起当年分钱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