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工作

身在基层，就要和农村打交道。1996年，皇粮国税还没有取消，乡镇干部发工资主要依靠农业税，在乡镇最难的工作莫过于秋后督导所包村的村干部征缴三提五统，那时农村群众还普遍不富裕，由乡镇直接征收的每个农民负担大概150—200元不等。说实话，当时种粮根本不挣钱，扣除种子、化肥、农药，在光景不好的年份，一年到头还要赔上工本钱，刚刚解决了温饱的农民并不富裕。记得当时统计的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多元，我有自己的亲身感受。我们兄弟两个一起上大学，每年的花销也就是5000多元，我家的土地在村里还是多的，爸爸勤快，开垦了不少山坡地，就这样家里的日子过得很紧吧，爸爸、妈妈从来舍不得浪费一分钱。
乡镇干部一般要跟着村干部入户做群众工作，征缴三提五统，因为那时列入干部考核重要内容，与干部工资直接挂钩，如果收不上来税款，就要扣减工资。刚参加工作时工资是287元，就这点工资，还有拖欠的时候。父母含辛茹苦供自己念完大学，到了为父母偿债的时候。走家串户征缴农业税，并非真心实意，实在是工作所迫、生活所使，不得已而为之，出生在农村、生长在农村、工作在农村，深知农民的苦、农业的累和农村的不易。有许多家庭，一下子拿出几百元钱是件不容易的事。迁西作为板栗之乡，栽培板栗有5000多年的历史，北部山区乡镇都有种植板栗的传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板栗树也按人口分包到户、细分到人，成了山区农民稳定的主要收入来源，被农民称之为绿色银行。征收农林特产税是从量计征，当时细分到户时，是按平均年份核算的产量，并一直固定下来作为征收农林特产税的依据。特别是春天板栗树开花的时节，如果遇上干旱，板栗就会大面积减产，直接影响农民收入，农民赖以交税的钱袋子就会瘪下去。
那时，秋天对于农民来说，丰收的喜悦并不能冲淡其心里的忧虑，三提五统要按时上缴，秋季孩子开学要伸手花钱，常常是交了这个，就不能交那个。为了应付乡里干部征缴税款，常常是好话说尽，嘴皮子磨破，遇到心肠子软的，还能破坏规矩，宽限几天。遇到不讲方法、没有同情心的，常常是吵的脸红脖子粗，偶尔也会发生肢体冲突。作为新人，刚毕业的大学生通常要由一名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带着，跟着老同志做群众工作的方法。那时的乡镇干部多是本乡镇的，被成为是到了班上是干部，回到家里是农民的两栖干部，他们占据着情缘、地缘优势，都是乡里乡亲的，彼此都比较熟悉，做群众工作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一般不会人为激化矛盾。对有钱不交、故意拖欠的“钉子户”，在说服教育无效的情况下，要组成由派出所、司法所、法庭、农经站等镇直部门相关负责人组成的清欠小分队，由村干部带队入户清缴，牵猪、赶羊、抓鸡、拿粮抵顶税款也是常有的事情。
那时征税款子、抓大肚子喻为农村工作两大难，属于听哭声、留骂名、伤感情的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在年初乡镇领导分工时，谁也不愿意分管这两项工作，被形象地成为“上挤下压中间白搭干部”，上面不说好，下面不满意，自己受窝囊气。包村干部一般入户征收税款，都要带着现金收据，一手交钱，一手开票，晚上回到镇里，要向领导汇报税费征缴情况、存在问题及下步打算，所收税款全部上缴镇财政所，每天要将包村干部收缴税款情况写在镇里的板报墙上，进行对比排队。人要一张脸，树要一张皮。包村干部纷纷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采取一切手段，动用一切力量，千方百计完成任务。有的村干部为完成任务，被迫拿出自家的存折，支出自家的存款，借给村里使用，列入村集体应付款项目。有的到现在村里还欠着当时村干部的借款，构成了农村集体债务链。农村各种税费负担成了压在农民身上的沉重包袱，使农民富裕不起来，高兴不起来，上面一边喊减负，一边又在增负，陷入了越减越多，越多越减的怪圈。
如今，沿袭了2000多年的皇粮国税取消了，农民种粮还得直补，各级政府不断加大“三农”投入，广大农民脸上露出了由衷的笑容，感谢党和政府，欣慰自己赶上了好时代、好政策。
现在回想起刚参加工作时征收农业税费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