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店的变迁

到每一座新城市，我总喜欢注意逛逛那些街边的小理发店。小理发店是城市生活的缩影。那里有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互相闲谈交流，各路小道消息在这里传播，人们的话题上至总理总统，下至邻居大爷大妈，柴米油盐，瓶瓶罐罐。谁也不会因为你在小理发店里骂了总统而去告发你。大家都是街坊。说说笑笑，让师傅舒舒服服洗着头，坐在理发椅子里让师傅吹头发，一边打着盹，或者看看报纸和杂志。满满头染色剂，坐在热烤电灯下，默默想着心事。门外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街上或大雨倾盆，或北风呼啸，都改变不了屋内暖意融融。洗发水和护发素的特有香味，飘荡在空气里，小屋子显得温馨舒适。各种时尚前卫的发型海报贴门了墙壁，时尚的气息在小屋里充盈回旋。
我小时候和爷爷奶奶一起住。奶奶总是带我到王府井的四联理发店去理发。四联理发店是当时北京最好的理发店。有老上海的四家理发店联名从上海由五十年代初期迁入北京。店里集中了上海手艺最高明的老师傅们。我们总在二楼的女宾部接受服务。我和奶奶坐在绿色的长椅子上，等待师傅叫号理发。长椅的一旁堆满了刚洗干净的毛巾，热哄哄的冒着热气。有一位胖师傅认识我记住了我。他夸我说：“小朋友最乖了，坐上我的理发椅子从来都不哭的！”那时候理发椅子是一把固定在地面上的沉重的铁脚椅子，白色的边，黑色的皮芯子，靠近脑后的部位有一对撑托，头放上去，脖子特别的舒服。胖师傅给我理了一个刘胡兰的发型，短短的齐耳短发，右侧头顶梳了一根歪小辫，趴在头皮上。我老老实实的坐着，纹丝不动，师傅在我脖颈子后头用推子推着头发茬子。理发中途换了好几次热毛巾，最好用喷了香水的热毛巾擦了脸。店里有源源不断的干净热毛巾，可以想象那些洗毛巾的学徒工有多么辛苦。四联理发店的干净卫生，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印象深刻。
长大了，我参加了工作，被单位派到香港工作了五年。在香港我也尽量去街边的小理发店理发。有一次我去走访客户，路过油麻地，在漆咸道附近的电车道边的一个拐弯处，看到了一家小理发馆，小伙计在门边斜倚着门框挖耳朵。我走进去，点名叫了一位圆头圆脑的男师傅来给我理发。他叫肥仔。手艺和刀功是一流的。就是在仔仔细细给我用电推子推了几下头发以后，他就走到门口的收银台上去接电话。他时不常地走开去接电话，每一次对方都是他不同的女朋友打来的。肥仔的小屋里天花板是黑色的，墙上贴着林青霞的巨幅海报。地面是淡绿色和深绿色相间方格子的花砖地。洗头池前的皮躺椅是深紫色的。香港的春三月总是在下大雨。外面的天黑得像锅底。肥仔在店门口细心地放了一个插雨伞的架子，以免客人的雨伞把更多的雨水带进屋子里来。店里依旧是传统的铁脚理发椅，肥仔脚踩踏板，把我的座位升高，仔仔细细给我剪鬓角的头发。店里有一位常来的老伯经常来此避雨。他手拿一张报纸在理发椅里打着盹，报纸随着他的头一歪一斜的。屋外的霹雷闪电也惊扰不到他。
回北京后我结婚了。跟随丈夫搬了家，在石景山区苹果园买了房子。我丈夫的二哥和小侄子住在我们楼下。他家原本是古城的。在古城南路有间街面的平房，出租给人开了理发店。小侄子经常开车带着我和丈夫去那家小店理发。店主一看是房东的儿子来了，就只收十分之一的价钱。上个星期我们又去了一次。小店很温馨。天花板是米黄色的，有几盏射灯；右侧墙边是洗头池，上面悬挂着燃气热水器，黑色的池盆，黑色的皮躺椅；左侧墙是落地窗，窗前有两个染发的座位，坐着两位美女顾客，头发上刷了染发剂，包着塑料薄膜，在热烤电电灯下烤着。正面墙是一溜大镜子，前面坐着搓洗头发的顾客，头发上堆积着丰富的白色洗发水泡沫；正面墙的对面墙是深紫色的，贴满了电影明星的广告。也是一溜大镜子，师傅们正在给我老公和另外两个小伙子理发。小侄子把我拉到外间屋里，这里四壁都是深黄色的，挂着苇叶帘子，他请一位光头的大哥给我理发。这位大哥穿着深蓝色的紧身衬衫，肌肉发达。手里的剪刀玩得滴溜乱转。一边理发一边还玩几个花式篮球的搞怪动作。旁边的小师傅偷偷议论说：“这位张大哥卖掉了农村老家的两套宅院，发了一笔财。从此就没有心思好好干活了。整天下午打麻将。怪就怪在他老是赢钱，手气很好。他经常约几个小哥们去酒吧喝酒。每逢周日都不上班工作。店里经常有他的酒友牌友来要求他免费理发，他都一口答应下来。他和老板关系好。没有人和他计较。今天他的一位旧友就来了，拎着酒瓶子和他聊了好一阵子天！”小店里的理发椅子都是普通的红皮转椅，传统的带脚踏板的白边黑心铁脚椅子，已经不用了。
我很喜欢在小理发店里翻看旧的报纸和杂志。曾经看到好几期的《读者》,《知音》杂志。最喜欢看《瑞丽家居》杂志。可以看到精美的家装样板间的图案。坐在小理发店空余的红皮转椅上，等待丈夫理完发的过程，是很心情愉快的过程。看着师傅们忙忙碌碌地洗头发和染头发，虽然没有那么多的干净热毛巾供应，但是那八爪鱼形状的热烤烤电灯，还是很前卫的器械。玉兰花香和茉莉花香的护发素的香味，久久的在我的鼻尖徘徊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