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晖寸草忆母亲

一晃，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快八年了。虽然我们对母亲无限热爱、无限留恋，但我们没能最后留住母亲，终于她还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世界上最伟大的就是母亲，而母亲的伟大又无法形容。什么“山高水深”啊，什么“阳光雨露”啊，什么“碧海青天”啊都不足以比喻和形容。“一个人最可宝贵的是生命，而生命属于一个人只有一次”，母亲不仅仅给了我们最可宝贵的东西，更无法报答母亲的是她爱我们是那么无私，她哺育我们是那么无怨无悔，她抚养我们是那么无微不至和尽心尽意。
母亲总计生我们姐弟十一人，二个姐姐早夭。剩下我们兄妹九人，母亲都把我们抚养大。父亲五十三岁去世后，母亲一个人挑起家庭的重担，那时我大学刚毕业，母亲那年已经五十岁了，除了大哥和我及三弟、四弟大了之外，尚有五个弟妹尚小。那时历经了怎样的艰难，历尽了怎样的坎坷啊？
我生于一九四四年，那时，东北处于伪满洲国的统治之下，张维屯车站只有一个日本人，叫大翟。剩下就是什么“王上士、吴上士、秦警官”一类狗腿子。一九四五年光复那年，父亲被抓了劳工，虽然父亲后来因日本无条件投降而幸免于难，但在父亲被抓了劳工后，母亲抱着我，领着哥哥，不光是要解决吃饭问题，还要东藏西躲。因为那年很乱，先是兵匪，后来是跑“毛子”，人言沸沸，母亲担惊受怕，她的亲老姑父因母亲带着我们躲到他家，十分不满。他当时是一个乡绅一类人物，还曾当过伪街长。母亲一气之下带着我俩又躲到别人家去。
转过年，到我三岁时，就闹上了大病，最后我已经奄奄一息了，父亲找来了稻草，把我放上去，要扔掉。是母亲苦苦阻拦，央求父亲不要扔。那时哪有什么大夫呀，也没有药。母亲抱着我出门去找一个姓周的老奶奶。这老奶奶会扎针治病，可人家一见我那样了，不给治了，说怕坏了名声。母亲又苦苦哀求人家，说：“大娘，你就发发善心吧！”老周奶奶的儿子叫周子兰，和我父亲认识，后来禁不住我母亲的苦苦哀求，便说：“这样吧，我试试，要是救过来了，你不用谢我；要是救不过来你也别怨我，更不能说我没救过来”。母亲同意了。周奶奶说：“我就死马当活马医吧”。于是拿出了三根二存长的钢针，他想了想又放回去二根，留下一根用灯火烧了烧便在我的胸口扎下去。针扎下去后，周奶奶捻了几下，稍一会，我竟然喘出气来了，就这样，是母亲、也是周奶奶救了我一命。就是那年的年底，我和哥哥又遇上了伤寒病。那时叫“窝子病”母亲又是给我们熬“蒲公英”水喝，又是用“萝卜缨子”搓身上，又是搓耳头，什么招都用尽了。好在我们是头一茬，轻，我们俩都好了。好了后不能走，母亲就一手拽一个，让我和哥哥比赛，看谁走得远。就是那年的年底，刚刚身体缓过来，又开始闹肚子。拉水，接连几天，拉的脑袋丢当的，又不行了。母亲又东奔西走，找这个找那个，给我喝“鬼子红”，我拉“鬼子红”，给我熬榆树皮喝也不行，熬“包米糊子”喝还是不行。最后，有人送给母亲一块鸦片膏，说肯定行，母亲壮着胆给我放嘴里一块，我咽了下去，又奇迹般地好了。是母亲把我从“三灾八难”中救了出来。所以，我的母亲不是给了我一次生命，那是多少次啊！
在那个年代里，养育儿女那要付出多大的辛劳啊？光是吃穿，就相当的艰难了。以做鞋为例，首先要把线麻熟了，就是要用木锤把麻砸一遍，为的是把麻丝上扒麻所带下来的麻茎砸碎，把硬的麻丝砸软，再抖落干净了。再把麻喷上水、阴好，再用线锤纺成绳。很少看见母亲有闲下来的功夫。除每日三餐外，母亲永远在忙。弄好了绳，还要打袼布。先要把苞米饭汤烧开，再把胶块煮好，和苞米馇子汤再加上些土豆粉，熬好。再把一块块布角一层层地贴在板上，大约得3、4层。有了袼布先开底，再纳鞋底，纳底很不容易。用鎚子先扎上眼，再把针线穿过去，还得勒紧。母亲的手常常是肿的。一针针、一线线地，纳稀了不行，鞋底不抗磨好坏，那是密密麻啊。然后裁鞋帮，也得纳上。最后缝到鞋底上，那工程虽不浩大，可麻烦透了。后来生了我的二个弟弟，以后弟弟妹妹越来越多。母亲就这么一个个地抚养。四季的衣服、鞋都没有买的。只是后来为了在冬天我们大哥仨出去干活，给我们买了副皮靰鞡。没有别的灯，晚上做活，只是用豆油放在小碟里，捻个棉花捻，点着照亮。母亲半宿半夜地在昏暗的灯光下干活，有时我们都睡了一大觉了，母亲还在忙针线。为了怕困，母亲边做着活，嘴里边哼着歌，我们心里既感到安全，也特别心疼母亲。有时劝几句，让母亲休息，母亲总是告诉我们先睡吧。我常常也是半天睡不着，听着母亲哼的歌，觉得幸福和安慰。
我上小学，是建国后了。人们生活有了提高。但由于我家孩子多，不仅仅困难，母亲的负担更大。母亲做饭在前，吃饭在后，有时刚上桌，饭已被我们吃完了。后来我们就在母亲没上桌之前，先把母亲那份盛出来。到了过年过节，更是要命。包饺子包好几大蓋帘。剁馅子剁一大盆。擀面条一擀好半天，母亲却没说过一句累。由于孩子多，母亲往往是从春夏开始就给我们做鞋、棉衣之类，以便冷了好穿。还要领我们去种园田地。到了秋天，母亲更忙，要晾菜，那有豆角丝、茄子干、角瓜干、窝瓜干、辣椒片、萝卜片、黄瓜片。还要穿辣椒、腌酸菜。总之，在我们看来，秋天简直就是母亲的灾难。可母亲总是那么从容，那么乐观。常常是边干活嘴里边哼歌。有许多歌，就是听母亲哼才学会的。不仅如此，常常是第一茬还没做完，先穿上的就有穿坏的了，还得补衣服，而且母亲还要洗衣被，浆被褥，特别辛苦。那时，我家还有猪、鸡、鸭、鹅之类的。母亲常年负担着饲养它们的活。虽然，饲料是我们到野外去采，有时我们也剁也烀，但喂是必须母亲亲办的。因为母亲怕我们喂不好，糟损了他们，得她掌握。
我的母亲是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在她那一代她是大姐。身下有二个妹妹，三个弟弟。母亲从小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在她看来，人必须节俭。从小她就给我们讲了许许多多节俭的例子。她本人总是本着能省则省的原则做事。我们穿破的衣服，母亲总是把那能用的部分剪下来洗干净，一叠叠地弄好，再包起来。以便补衣服，做鞋用。我们搂回来的豆叶中有豆枝、豆荚，她一点点把它扒出来。攒多了好留做大酱，或换豆腐吃。平时吃菜的芹菜叶、芹菜根，母亲把它集中起来，再煮好，用干净布包起来，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