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姐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正月的一个早上。
天微亮，赶早路的人都起床了。掌了灯，一屋晕黄掩没了窗外的那片淡白。春节刚过，冷气还逼人得很。裹紧棉袄，去邀冬姐。那时，我与冬姐在一个乡下中学上学，她比我高一班。冬姐早已梳妆毕，干凈利索一直是她的风格。
“走吧”，我说。
“外面冷，多带点衣物”，冬姐叮嘱我道。
“衣服够了，昨夜下了雪，不知山上路好走不？”
“这不用耽心，十里不同天”。
从此，我记住了后五个字。
每逢春节，冬姐总爱穿件大红上衣，平时她就爱收拾得干干净净，朴实大方，与众姑娘不同，一件红衣，更衬得她惹人眼。
冬姐逢人总低着头，正眼看人，也只是极快的一瞥。十六岁那年，她出落得秀色可餐。其母是一家银行职员的佣人，其父据说是旧时的军官，以后弃母女而走，一直未知生死。她从小勤俭，讲礼，孝顺，温柔，体贴，遇生人红脸，见熟人微笑，从里至外素洁馨香。
二十多年后的一天，我去故乡采风，下榻一个离县城十多华里远的河边旅馆，这里非常安静，宜写作。住的人不多，当然服务员也少，想不到近晚餐时分，接班的服务员竟是冬姐。先是互相一怔，“平平”，她先叫了我，“你怎么在这里？”我的口气中有种意外。“嗯”，再没有下文。随即她顺手拿起一个拖把拖起地来。
待我吃完饭，去值班室，见她母亲给她送饭来了。一个不锈钢长方形盒，装滿菜和米饭。她母亲还是那样子，只是背驼了许多，头白了许多。母亲与她说了一些家中事，然后背着背笼返回家中去了，母亲的脚步很缓慢，我猜度到家非得两小时不可。
我一边看她吃饭，一边主动与她攀谈。她依然还是那么干干净净，只是再不红脸，再不与人相视时极快的一瞥。
在她慢慢地咀嚼中，得知她曾做过车站售票员（曾听说这期间冬姐因一段男女之事，受过处份），以后到一家工厂做工，结过两次婚，现在的丈夫在很远的地方，每年双方探亲一次，如今自己盖了房子，与年迈老母和一个刚刚上中学的儿子相依为命。长方形饭盒里的饭非常齐整的吃去了一半，冬姐小心的将饭盒盖好，说剩下的一半是明日的中餐。
“平平，你有空来家玩啰，”我也“嗯”了一声，相视再无言。
这以后的第二年，突然得知冬姐被一老人砍死在故乡的南门桥上，据说，老人在万般无奈之下，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儿媳一个完整的家不得已而为之。
闻此消息，一股悲凉之气从头直抵脚根。“十里不同天”，我又想起了冬姐那年教给我的这句话以及说话时的语调和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