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穿一只鞋的三叔
作者:戚疎时间:2024-11-10 03:30:45热度:0
导读:六十年代末大批“老三届”知青下乡插队的初期,都是与当地的村民实行“三同”,所谓的三同就是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就是1968年12月31日随着潮流下乡的知青。到生
六十年代末大批“老三届”知青下乡插队的初期,都是与当地的村民实行“三同”,所谓的三同就是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就是1968年12月31日随着潮流下乡的知青。
到生产队的第一时间,生产队里就安排我到一位叫二叔的家里同吃,几十年来,我就称曾经与我同吃一锅饭、饱受了饥饿磨难、经历了蹉跎岁月、心地善良的二叔为房东二叔。但我却不与房东二叔家同住,与我同住在一起的是另一位二叔、一位三叔、两位四叔和一位五叔。那时的知青们大都将三十到六十左右的男性村民称为阿叔,女性村民称为阿婶,年纪再大的就称为阿公、阿婆,年纪与我们相差不大的我们就称兄道弟了。我们五十来户的村子里,二叔、三叔、四叔、五叔有几十位,他们的辈份很复杂:就拿与我同住的几位阿叔来说,他们的年龄相仿,都在四、五十左右,但五叔的辈份最大,是一位二叔一位四叔的祖辈级的辈份,剩下的一位三叔、一位四叔是五叔的侄儿辈。
六十年代的末期,我们所在的生产队虽然里城市只有三十多里地,但也属于远郊了,虽然脱离了刀耕火种已经很多世纪了,但贫穷一直紧紧跟随着:收获的粮食不能果腹,到了青黄不接时还要兼些木薯地瓜等的杂粮;村民们大都穿着古老而破烂的蓝色唐装,女性村民头上还裹着头巾;晚上天黑以后为了省煤油,一般连灯都不点。我们三位知青与五位阿叔同住在一间叫“朝楼”的房子里,房子不大,上下两层,我们住在层,房子没有门,是敞开的楼舍,我们知青住的地方很小,三个人身挨着身勉强的挤在一起,在我的床边,还放着一口棺材,我们头顶上左右各有一个小窗户,当年日寇嫌窗户不够大,把一些砖给捅掉了,也没有窗门,风吹下雨的,冬天很冷,雨水常常把我们的床铺淋湿。冬天生产队收工很早,但晚饭还是在晚上9点左右才开,吃了晚饭回到朝楼,几位阿叔也回到了楼上烤火聊天,打发寂静漫长的冬夜。辈份最大的五叔是贫协主任,当年解放军来到村子里的时候,他就是民兵了,聊天时经常给我们讲解放军到村子里的故事;辈份不大而年纪最大的二叔曾经是国民党的军人,当了多年的兵,随国民党的军队到过全国很多的地方,能说会道,常给我们讲国民党广西部队穿着短裤、背着斗笠去作战以及各地奇闻轶事;辈份大的四叔不大爱讲话,他曾经被国民党拉壮丁,也给我们讲了在国民党队伍里抢饭吃、当了几天兵就开小差跑回村里的故事;辈份最小的四叔不与我们一起烤火,回来就上床睡觉了;三叔那年也有五十多岁了,有三个儿子,大儿子1961年22岁时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是机枪手,刚刚从部队复员回来,就当上大队的副主任,后来也住到了朝楼的棺材边的铺位上,二儿子还在部队上服役,不在村里;三儿子还小,就十五、六岁的样子,在队里出工挣工分,三叔的三个儿子的名字合起来就叫做福如东海。三叔在日寇侵占来村的时候曾经被日寇拉去当了挑夫,走了好几百里地才给放了回来,三叔说,其实日寇的队伍里有很多是台湾人,那些台湾人的日本兵对我们中国的挑夫很好,给吃饱饭,回来还给了路费。
在我们插队的前几个月,我从未见到过三叔一起与我们先进行向毛主席他老人家“早请示”然后才出工,也从未见到队长安排三叔的工作,只是偶尔看见三叔扛着一把锄头,悠哉游哉的在山间梯田中逛来逛去的,春节过后下雨时,哪怕是半夜,三叔也是扛着锄头匆匆的出去。后来我问我的房东二叔,才知道三叔是管水员,山里缺水,天下雨管水员就得出去收集雨水。把宝贵的雨水引到山塘、田里储存起来。三叔的工作是由老天来安排他的工作时间的。有几次我在山里远远的遇到三叔,看着三叔走路的样子,我总感觉三叔有点与常人不一样,但又说不出不一样在哪里。终于有一天,我发现了三叔与众不一样的地方了:三叔脚上穿了一只鞋!当时我们生产队是全郊区最穷的生产队之一,我们知青就是出满勤的干一年,到了年底也没有分红,分到的口粮就连自己也不够吃,村民更是穷的叮当响。很多村民都没有鞋子穿,就是有鞋子的村民,一般平时也是赤脚出工,只有在出街入市时才穿鞋子。我们知青条件虽然好一点,但也入乡随俗的赤脚出工。终于在一个晚上,我忍不住问三叔:干吗你只穿一只鞋呢?另外一只鞋呢?干吗不穿?三叔笑呵呵的回答我,我哪里有另外一只鞋?我就一只鞋!我不解的问:为什么就一只鞋?三叔说,穿不起啊,我这只鞋还是在圩上与用汽车轮胎做鞋的鞋匠讨价还价的侃了很久,才答应卖一只鞋给我的!三叔说着抬起了右脚给我看,原来三叔的脚底上长了一个鸡眼,三叔说,如果右脚不穿鞋,山上田里的石子很多,硌到了鸡眼可疼的要命!
十多年前我回到村子里看望房东二叔,听二叔说,三叔到桂林随二儿子三哥住了,三叔的二儿子在部队复员后安排到了一个工厂工作;三、四年前,我在生产队里见到了三叔的二儿子,因为三哥他们的企业也不景气,年龄与我们相仿的他已经内退了,而三叔已经作古了。我用当地的平话与三叔儿子三哥交谈,三哥说,那是我们在部队时,津贴每月虽然只有七、八块钱,但还是节省下一、二块寄回家里,但三叔都舍不得花,要留给儿子们娶媳妇。那天我与三哥回忆了当年他在部队回来探亲时检查我的五三式步骑枪的往事,回忆了三叔只穿一只鞋的艰苦日子。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当年的山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是市区边缘的生产队的村民们过上了好日子,家家用上了煤气电话,不少人盖起了大砖瓦房子、家里有了汽车、摩托车。最近我插队的生产队马上就要变为经济开发区了,生产队将不复存在,村民也将成为市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