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战守和

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诛兄戮弟，可谓残忍至极，然其夺取帝位之后，从谏如流仁怀子民，终有贞观之治，被公认为一代明君。以成败论英雄，李世民文治武功一代明君，人们进而奢求完美，极力为其曾经的残忍开脱，大谈建成、元吉之过，民间还传说他对此也常有悔意，明君进而就成了仁君，事实真的如此吗？
李世民无疑是一代明君，但仁君之说未免牵强，李唐王朝崛起于隋末乱世，以武力争雄天下，李世民是其中主力，血腥杀戮在所难免，不可能像后世传说得那样仁慈，真的只有仁慈也不可能战功卓著。
大概李世民已成明君，对其曾经的残忍，当朝人不敢说，后世人不愿说，这才使李世民明君更且仁君。后世需要这样一个楷模，李世民因此被塑造，但这种粉饰掩盖了实质，事实上蒙蔽了许多人。有人因此以为“仁者无敌”，行仁义却往往失败，也有人极端而反，结果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许多人因此困惑：处世言行，究竟该仁慈还是该残暴？人生在世，究竟该君子还是该小人？大道理似乎谁都知道，可为什么君子往往斗不过小人，小人也没有好下场？又为什么文明总是败北于野蛮，野蛮也终于会遭受灭顶？
很少人能参透个中奥妙。与其说李世民是一代明君，不如说他是一代智君，其智就在于“攻战守和”：打天下以战不辞凶残，守社稷以和大行仁政，一人两面，因势变通，该残忍决不仁慈，该仁慈决不残忍。道理不难理解，难的是明白了不能实践，两种情况造成这种结果，一是感情用事，二是积习难改。
秦始皇暴取六国一统天下，建国后却沿袭暴政二世而亡，感情用事还是习惯使然？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古人早有“攻守异术”之说，可惜始皇帝没有采纳，或者当时还缺少实例教训。秦之后，汉初与民修养生息，文景之治奠定大汉基业，“攻战守和”从此成为历代帝王不传之秘，明与不明也就或成或败。
大概这样一些偏差，技术含量最低者是战和错位，争天下以仁和，守天下以残暴，更多人则是限度不当或者绝对，凡攻不和凡守不战，拘泥形式以至极端而反。其实凡夺取天下必以攻略，开国之君鲜有不战成功者。以战成功，开国君主往往战成习惯，夺取天下后还要延续攻伐，这是理性迷惘使然，却也客观符合需要，开国之初人心未定天下不稳，确有必要延续攻战，诛不臣杀骄横，直到河清海宴。
但天下太平之后就要易策守和。这种状态一般自然成就，开国君主打下天下，即位之君开始守和，一代王朝就此传承，直到在不屑子孙手里改朝换代。也有特殊，比如开国君主在位时间过长，不能及时易策，或者再传之君继行暴政，统治自然不能长久。以斗争夺取政权没错，但稳固之后就要倡导和谐，这才是治国之本。
杨广之与李世民，在前的残暴相差无几，但即位后行为大相径庭，李世民行仁政而成治世，杨广则继续残暴终至亡国死身。设想一下，如果杨广篡位之后行世民之仁，李世民即位之后行杨广之暴，那他们形象可能就换位了！他们在前的残忍都没有错，关键是其后是否调整了策略。李世民确是明君，攻战守和一人全功，打天下争帝位一点不心慈手软，治天下守社稷又纳谏行仁，这在历代帝王之中绝无仅有。
行文至此似乎在谈帝王之术，但以大比小也就是处世之计，百姓不能生杀与夺，攻战守和尤其不可极端。谋事为攻，故谋事时可以不择手段，但切忌逾越底线；任事为守，在职在位务要谦和。不能绝对也不可拘泥，何时攻何时守，怎样战怎样和都要因时因势。世事一团混沌，往往攻中有守、守中有攻，是攻是守是战是和，具体限度怎样把握，那只能靠自身理性决断。如此说这么多又有何用？这是庸人问题，原则不是方法，但不懂原则也就不配谈方法！是为混沌处世三十六计之攻战守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