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次序的幻灯片

清瘦的外方教授在讲台上来回的踱着步，被幻灯机照射的细长的影子在大屏幕上跟着左右晃动。
我的目光跟随着他忽明忽暗的身影，突然发现那投影好像一个人，在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
那也是一个天天要在讲台上“度日”的人——我的初中班主任。
我不否认，一开始我真的不喜欢他。几年后当我这样告诉班主任的时候，他很不以为然，“我还没碰到过第一次见面就喜欢我的学生！”他如是回答。班主任与我的父亲差不多年纪。黑瘦的脸上总是残留着好像永远刮不干净的青色络腮胡茬。微微有些突出的眼睛虽然很大，但镶嵌在那清瘦的面孔上却显得如此不协调，像是流水线上的计件工人装错了零件。因长年吸烟而发黄的牙齿在他开心的时候也会十分刺目地让人转开视线。冬天的中山装，夏天的白衬衣永远是洗得发白的颜色，有时还会浅浅地露出一块油斑。我一点都不觉得他像个教师，反而好似工厂里走出的车床工人。只是时间不长，课堂上的班主任就用他讲台上的风采迅速征服了我（和我的同学们）。作为一位历史教师，他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与世界无限变迁的风云转换，像唠家常一样地深植我心。他摒弃了传统的灌输与说教，让我觉得无论是秦始皇还是路易•波拿巴，都像生活在昨日的时光，并在我人生空间里留下这样那样的痕迹，或存在这样那样可圈可点可笑可骂之处，远非只是隔着百千年而剩余的发臭的一具骨架。
我不否认，担任班主任的那两年间他对我有份偏心。作为一名学生，在初中的那个时期，我可以无不骄傲的说自己的成绩是班里，甚至偶尔是全年级的佼佼者。这无疑会博得许多老师的厚爱，包括班主任。至少我自认为是这样的。而事实上，后来班主任的答案却让我重新审视上述观点。他承认自己会喜欢成绩好的学生，哪个教师不是这样呢？但他偏爱我这个小丫头是因为：每次大扫除，最脏最累的活儿我都“欢蹦乱跳”地抢着做，还自得其乐；每次碰到车棚的自行车倒掉一大片，我会“义不容辞”地扶起放好，从未视而不见；每次集体搞班会活动，我能“大义凛然”地勇挑重担，不像别的班委怕耽误学习推托婉拒；每次因为犯错挨批，我敢“信口雌黄”地和他“据理力争”，不知道惧怕那“师道尊严”……他看到了学生做的每件小事，他说他喜欢“这孩子身上的真与诚，就算是错，也能错的‘理直气壮’，这也是‘难能可贵’”。于是，他偏心，每次我犯下错误，总是可以比别的同学多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
我不否认，没有他我的人生也许会改写。成绩并不能代表一切，和当时所有的同龄人一样，我也是个让家长、老师不省心的孩子。在那个叛逆的“朦胧时代”，我旷过课，逃过学，自恃功课好不需晚自习补课，带领一群“乌合之众”观摩“少儿不宜”的电影大片（向毛主席保证，其实仅仅就几个恐怖镜头而已，与今天的“少儿不宜”不可同日而语），最要命的是还与“早恋”沾上了边。我那忧心的父母呀，招数用尽唤不醒径自“沉沦”的女儿，最终“铤而走险”，将一纸“退学申请”和那“冥顽不灵”的孩子放到班主任面前。当然，事情的结果自是以“申请”不成功而告终，那是否三个大人合作的“阴谋”我已不得而知，但直到今天，依然忘不了的是他那日看着我的眼神。当又怨又惊又怕的我站在他的面前，那目光中全是疼爱，全是遗憾，全是忧伤，全是可惜，却仍有期待……如此复杂，如此让我内心震动。不敢想象的是，一场“震惊”师生的事件后，班主任为“力保”我当年度市级三好学生的资格而与年级组其他老师起了摩擦。初中毕业时，我曾因此事与他作过一次长谈，他告诉我：“哪个孩子不犯错？哪个所谓的好学生又不犯所谓低级的错误？至少这说明你的生理、心理发育都是正常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并不十分忧心。一个人的本性才是最终决定其人生路向的关键，一个我像女儿般疼爱的努力、真诚、天真的孩子，怎能因为一个错误被判了“死刑”，而那样一个“死刑”将有可能从此葬送了你的自信和勇气。”回想当时，我好像对这番良苦用心无法全然领会，但那个“市级三好学生”的称号于我却从来不是荣誉而是他留在我心里长鸣的警钟、永恒的激励。
我不否认，我深深地思念着他。转眼间离开那所学校十几年了，时间越长对自己的责怪就越深。虽然同在一个城市，但高中时忙功课备高考，大学时忙恋爱找饭碗，工作后更是马不停蹄一路向前，其间竟没有时间再回到学校去看看我的班主任。不曾忘却过那个黑瘦高挑的男人，不曾忘却过黑板前那个精神抖擞的身影，这份想念虽仿佛埋得很深，一旦跳出来，却狠狠地啃噬着我的每一根神经。然而，当我终于在工作几年后再次踏进那个校门想看看这位似父似友的普通教师时，班主任却已于六年前因肝癌永远地离开了我。泪水无声地决堤而下，这份思念竟成为永生的遗憾镌刻在漫漫的人生路上。
……
讲桌上幻灯机里的图片仍然在不停的更换，就像是我此时脑海里的情景，只是我的图片带着情感的温度却排列得没有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