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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现在,在我的家乡,房屋建筑的规致多为:座北朝南,正房四间,左右偏房各一间,门楼一座。标准的四合院,只是没有北京四合院的“几进几出”。但在我小的时候,格局不是这样,北屋只是三间而已,如果是四间,第四间须
现在,在我的家乡,房屋建筑的规致多为:座北朝南,正房四间,左右偏房各一间,门楼一座。标准的四合院,只是没有北京四合院的“几进几出”。但在我小的时候,格局不是这样,北屋只是三间而已,如果是四间,第四间须单独隔出,称之为“挂屋”,房屋全是土坯苫草的房子。房子内部,西边一间,用山墙隔开,以储存粮物。堂屋和东边一间,大多不立山墙,只是垒以高约三十公分的“砂栏子”,砂栏子的东边,垒一土炕,供全家人睡觉用;西边,则垒一大锅灶,烟道与土炕相连,冬天的烟火就窜进土炕里,烘暖整盘大炕,烘出冬日里的慵懒和舒坦。
现在想来,那砂栏子,实在是隔不住秘密的,它只是一种写意的、象征性的东西。一如庄家人的朴实,横卧在那儿。暗示人们,如果抬头看见了“砂栏子”,就不应向里看了。但不管怎样,它总是起到了“隔”的作用,隔出了一个内外。没有电灯的时代,砂栏子上可以放放煤油灯,小孩子在炕上玩耍,不至于掉到锅里。但我觉得,砂栏子最重要的作用,还在于隔出了一种“尊严”。冬天里,室外,冰天雪地;室内,灶膛里的火,把炕烧得热烘烘的,最暖的地方就是靠近砂栏子处,叫做“炕头”。而这个地方,就是家中长者,独处的地方。吃饭了,全家人都要在堂屋里摆下饭桌吃,唯有家中的长者,端坐炕头,等家里人将吃的饭,盛好,放到砂栏子上,他才稳稳地坐在那儿吃。他蹲在砂栏子边,蹲稳了全家人的心,合家人遵古训,饭不出声。沉沉的,犹如这经年呛黑的老屋。
我的祖母就住在一间“挂屋”里,虽是只有一间屋,却也在炕的一头,垒砌了一条砂栏,顶着砂栏的一端,则砌一锅灶,锅灶的烟道同样是通入土炕之中。从此,这一条“砂栏”就生长在了我的记忆里。
自记事起,我就跟随祖母生活。冬日的夜晚,祖母早早地就把“汤婆子”灌满热水,放进被窝里。我便也爬上炕,把腿伸进被窝中,暖着脚。然后,把头探在“砂栏子”上,看祖母烧火,祖母一边烧火,一边则给我讲神鬼的故事。灶火跳跃着,映着祖母满是皱纹的脸,整个小屋,溢满了温馨和慈祥。饭做好了,祖母就把我吃的饭放到砂栏子上,我吃一碗,她就盛一碗,她自己则在灶台上吃,一边吃,一边还不时地问我:“好吃吗?”“吃这些够了吗?”一直到我吃饱,她也就不问了。饭饱之后,她就吆喝道:“写字去吧!”于是,我便趴在“砂栏子”上写自己的作业。几年下来,砂栏竟被我趴的光光滑滑的。我写作业时,祖母也会盘腿坐到炕上,顺手拿过她的烟袋和盛烟丝的葫芦头,缓缓地装上烟丝,开始吸烟。一缕缕的青烟,在小屋中缭绕,氤氲成一团祥和的云。有时,祖母会坐在那儿,一个人,静静地抽好长一段时间,寂寞,便悄然地塞满了屋子的角落。小时候,是不明白祖母内心的苦楚的。直到长大以后,才慢慢明白,或许祖母是在抽烟的过程中,像反刍一样,咀嚼她内心深处的痛苦,痛苦则转化成一口口的青烟,消失于无形。
听村子里的老人说,我的祖母是二房,是爷爷用钱买下的。解放前,我们家住在坊子,爷爷在坊子开了一家木匠铺,一家银号。日子过得很丰裕。可我爷爷的前妻却不生育,于是爷爷就花钱买下了我的祖母。爷爷比祖母要大三十多岁。爷爷是一个性情懒散的人,生意上的事基本上是祖母操劳。
长大后,我家的西邻,有一位年过八十的老人,他经常以羡慕的口吻,向我述说我的爷爷。他说:“人家你爷爷,那才叫讲排场呢!他一辈子,就会干两件事,一是钓鱼,二是喝酒,其它事一概不管。”为了证明他的结论的正确性,他还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年的冬天,正好是腊八日,天下了大雪,家里人叫爷爷起床吃早饭,爷爷抬抬头,问道:“割狗肉了吗?”家里人说:“大雪天,到哪儿去买狗肉?”一听没有买狗肉,爷爷立即又躺下了,说:“不吃狗肉,还叫过腊八吗?”家里人只好给他买来狗肉,他才起床喝酒、吃饭。这个故事,至少说明,我的爷爷是懒散到何种程度。
爷爷去世的时候,父亲九岁,伯父十一岁,祖母成了寡妇。可她硬是一个人,把我父亲和我伯父拉扯大了。
听母亲说,她和父亲刚结婚,祖母就搬进“挂屋”去住了。她喜欢独处,但那一年里,母亲好几次听到祖母在晚上无端地哭泣,于是,母亲就和父亲进屋去劝她,她总是说:“不要紧,你们睡吧,……唉,我十八岁卖给你爹,现在你们好歹成人了。”谁能理解祖母内心复杂的感情呢?儿子都结婚了,她一个人孤独地住在一间小屋里,深沉的黑夜,难以入眠。内心涌动的,除了对往事的回忆,还会有什么?而对一个二十九岁就守寡的人来说,往事带来的,恐怕只有痛苦、伤悲和梦魇,众多的蛆虫啮噬她的心灵,她又怎能不暗自哭泣?我很小就被带在祖母身边,或许就是父母想借此,来慰藉祖母内心的孤独吧。
后来,我母亲常常对我说:“唉,你奶奶命苦啊,是一个苦命人。”
我的祖母,常常挂念着一位亲人,她唯一的弟弟。听祖母说,解放前,她的这个弟弟就跟在她的身边,做店铺的小伙计,后来犯了事,就逃到大连去了,并且在大连成就了一大家人。这大概是真的,因为后来,她的这个弟弟就找到了我们家,还给我们讲了他做小伙计时的事情。他说:“那时,你们家真是有钱,钱就放在一个大木桶里,有银元,有铜板,也没有个数,我想花多少就抓多少……”一边说,一边还表现出一种满足的样子。我看他那神气,就能猜出,他当时一定私下里抓着花了不少。现在,那个高高的木桶还在,只是再没有昔日的风采,黯然地躲在家中的一个角落里,它也只能在睡梦中去回顾它那曾经的辉煌了。
祖母的弟弟,就是我父亲的亲舅舅,论辈分,我得喊一声舅老爷。可无论是我,还是我的父亲,都对他没有好感,因为他是一个自私而又薄情的人。那个时候,农村生活还很困难,他每次来,祖母总是把家里人孝顺她的鸡蛋,炒给她的弟弟吃。而我这个舅老爷,每次吃饭,又总是把盛鸡蛋的盘子拖到自己面前,自顾自的吃,从来也不让一下我的祖母。只要他呆多长时间,我的祖母就有多长时间吃不上鸡蛋。可我的祖母却毫无反感,每次,都是喜滋滋地看着她的弟弟吃完。
有一年,我的这个舅老爷来的时候,正值中秋节。生产队里分给了祖母二斤猪肉,祖母已炒了一盘给他吃了,可第二天他要走时,又问我的祖母:“二姐,猪肉还有吗?”祖母说:“还有啊。”“那你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