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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下午快下班时,突然接到王副部长电话,说阳城县运管所来了几个记者,胡所长请我赶快过去一下。王副部长是县委宣传部分管理论工作的副部长,我是分管新闻工作的副部长,这件事情归我管,由于胡所长是王副部长的朋友,
下午快下班时,突然接到王副部长电话,说阳城县运管所来了几个记者,胡所长请我赶快过去一下。
王副部长是县委宣传部分管理论工作的副部长,我是分管新闻工作的副部长,这件事情归我管,由于胡所长是王副部长的朋友,加之对我不熟悉,所以找到王副部长。
我急忙赶到中华大酒店“总统府”,这间房子是这个酒店最上档次的用餐房间,可见胡所长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
刚敲了一下房门,胡所长就急忙将门拉开,一把将我拉到记者面前,介绍这个是《西部农报》曹主任,那个是《城乡新报》柯主任,还有两个,一个是《产业导报》刘主任,另一个是《月亮晚报》袁主任。
我随之将四人逐个端详了一遍,曹主任50多岁,其他三人都是20多岁的毛孩子,通过观察和交流,曹主任应该是这个临时组织的负责人。
我热情地招呼他们喝酒,胡所长忙着给他们夹菜。
酒过三巡,我试探着问:“各位大记者今天来,是正面宣传还是批评监督?”
只听曹主任生硬地说:“当然是批评监督了。”
“运管所存在什么问题,说来听听。”我心平气和地问。
“问题大得很,我把文章标题都起好了。”曹主任得意忘形地说。
“怎样一个标题?”我问。
“阳城县运管所为小树‘送钟’。”曹主任更加嚣张地说。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问。
经过胡所长的详细回报,以及那四名记者的补充介绍,我终于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是这样的:阳城县汽车站拆旧建新,候车室拆掉了,为了方便旅客掌握乘车时间,阳城县运管所将一个挂钟系上一条绳子,挂在汽车站外面公路边的一棵小树上,使过往行人一眼就能看见时间。
我不解地问道:“阳城县运管所这样做,方便了群众,是一件好事,有啥值得监督的?”
不料曹主任和其他三个毛孩子竟然暴跳如雷:“你知道‘送钟’是什么意思?那是送命!”接着,他们四人机关枪似地对我发起了轮番攻击,从地方讲到中央,从国内讲到国外,从树苗讲到森林,从生态讲到环保,扎扎实实给我上了一堂政治课。只听曹主任吼道:你知道吗?如果阳城县人民都象运管所一样,每人为一颗小树“送终”,那阳城县就没有树了;如果安康人民每人为一颗小树“送终”,那安康就没有树了;如果陕西人民每人为一颗小树“送终”那陕西就没有树了;如果中国人民每人为一颗小树“送终”,那中国就没有一颗树了;如果全球人民每人为一颗小树“送终”,那全球就没有树了;如果全球都没有树了,那人类就要灭绝了。其他三人也是大呼小叫:这件事情大如天,我们几家媒体要联合曝光,还要捅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去。三人还未说完,曹主任又开始大声吼叫:如果这件事情报道出去,你这个运管所长就要被撤职,交通局长也要被撤职,分管县长和县长都要被撤职,去年你县汉江污染,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光后,不是处分了一批领导吗?
我呆呆地坐在那里,怎么也想不通,那么轻的一个挂钟,挂在那么粗壮的一棵小树上,对小树根本就没有丝毫损害,怎么就能送了小树的命呢?我觉得这批记者根本就不是来做新闻,而是另有所图,一种被愚弄的感觉涌上心头,随即拍案而起:“要曝光就尽管曝光好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说罢,夺门而出。
“我请你来是化解矛盾的,不是让你和人家吵架的。”胡所长随即追了出来,一把拉住我不让走。
“这件事本身就没有事,有什么矛盾可化解的!”我不耐烦地说。
“万一人家刊登出来怎么办?”胡所长心虚地问。
“这样的事是刊登不出来的,他们只是吓唬吓唬你罢了,目的是捞一点好处,你把帐一结走人没事。”我向他解释道。
“我们再也不能出事了,上次出的事至今还让人头痛,我想舍财免灾、息事宁人算了。”胡所长无可奈何地说。
“记者就是抓住你们这些领导的这种心理,才肆无忌惮地敲诈勒索,屡屡得手。”我气愤地说。
胡所长无言以对,双手抱住脑袋蹲到了墙角。
这时,我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左右为难了。自从2001年“7?26”环保事件之后,记者蜂拥而至,应接不暇,县委领导曾经叮咛,凡事要息事宁人。既然县委领导是那个态度,胡所长又是那个样子,我又怎能违背他的意愿呢。
“那你打算给他们多少钱?”我问。
“你看一万元行不行?”胡所长答。
“我看一千元都是多的。”我说。
“那太少了,这些人胃口大得很,少了摆不平。”胡所长说。
“只给一千元,多了一分都不给。”我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那就给五千元算了。”胡所长说。
我和胡所长又回到“总统府”,那帮记者已经没有了刚才的嚣张气焰,态度缓和了下来。
“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们最好交个朋友,事情化解了算了。”曹主任说道。
“你看怎么个化解法?”我问。
“至少得出一万元。”曹主任说。
“不行,那太多了。”我说。
“你看我们一行四个人呢,又不是我一个人。”曹主任说。
“最多只给一千元。”我说。
“一千元太少了,再说我们四个人也不好分,每人分二百五不好听,在陕西这是骂人的话。”曹主任不停地解释。
“那就两千元吧,再嫌少了就算了。”我说。
“行,行,那就这样说定了。”曹主任露出胜利者的微笑。
胡所长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急急忙忙将一个装有两千元的信封交给曹主任。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生闷气,想来想去觉得很窝囊,心里不舒服,好像吃了苍蝇。
第二天早上,王副部长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昨天那事多亏我帮忙,胡所长很感激。我说把人丢死了,明明知道没有事,还让人宰了。王副部长就说,胡所长自有他的难处,原来他是交通局的第一副局长,眼看就要升局长了,由于得罪了某记者,给他杜撰了一篇稿子,结果局长没当成,还下放到局下属单位运管所,他也是出于无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