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说的娱乐性

娱乐性是小说文本意义外的一种重要构成属性，是小说进入社会流通领域的重要手段。中国传统小说从发生到成熟，娱乐性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五四”新文学以后的现代小说在普遍意义上夸大了小说的社会教喻启蒙功能，娱乐性被放逐到了小说创作的边缘位置。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小说在娱乐性上的几次重大消长，构勒出中国小说受西方文学思潮影响的历史进程和选择线路，并从文化大众化的方向上立论，提倡创作“雅俗共赏”的小说文本。
到今天为止，小说至少在三个层面上拥有它的现代审美形态，即小说的文学性、教育性和娱乐性，三者之间是有机联系的，或者说是互为依据的。
娱乐性并不属于小说的文本意义范畴，它只是小说文本意义的一种外延，属于小说的外部功能。但其在小说中的构成作用却是非常重要的，或者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在实际上制约着小说的生产和流通，乃至小说教喻作用的最终形成。
（一）娱乐性在小说中的作用
首先，小说的娱乐性是小说大众文化功能的重要载体，小说的教育性是和娱乐性密切相联的，没有小说的娱乐性，那么小说的大众文化功能和教育启蒙作用将无从谈起。晚清思想家梁启超把小说的社会作用概括为“熏、浸、刺、提”，即小说对读者的熏陶、默化、刺激、提升的作用，在这里，梁启超的着眼点是小说对社会的教育启蒙和大众文化功能，他看中的正是小说对社会大众的巨大娱乐作用，并认为传统社会的“状元宰相思想”、“佳人才子之思想”、“江湖盗贼之思想”都来自小说，徐念慈在他的《余之小说观》中也说：“小说者，文学中之以娱乐的，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激者也。”可见小说对社会大众的教育，只有依附在娱乐性上才能最终进入社会并产生教喻影响。
其次，娱乐性是小说进入社会流通领域的重要手段，小说的娱乐性是读者和小说文本之间进行的一种互动的情感交流和对话时所产生的一种愉悦感，娱乐性最终体现为阅读主体和文本之间的情感交流。小说的生产流通必须依靠自身对阅读主体的取悦和诱俘才得以展开，单纯依赖小说的文学性是很难让读者产生阅读欲望的。阅读主体的阅读期待必须由小说的娱乐性直接诱发，小说缺乏必要的娱乐性，读者群必然越来越少，小说将无法生存，也就失去了小说作为大众文学的特殊地位。
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结果是文化全球化，电子传媒和网络的介入正迅速地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在“大众文化”进程日趋激烈的今天，现代小说的创作和地位已经越来越显得茫然无措，种类互异的文化行业之间的相互渗透和泛化已经让小说的生存空间日渐逼反，小说文学策略的调整已经是势所难免的事情，写作和生产雅俗共赏的具有大众文化功能的文体，似乎是小说走出困境的最可行的途径了，“精英意识”的纯文学必须回到自己的本位立场，小说不再是个别文学家的问题。
（二）娱乐性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构成比重
“小说”这个名词最早出现在中国的典籍是在《庄子?解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汉书?艺文志》把它解释为：“小说象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可见这里的“小说”仅指细刺的言说、流言，和现代意义中的“小说”相去甚远。18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学界把小说概括为FIETION，即“散文虚构性作品”，直到18世纪后期才用NOVEL为“小说”正式定名。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小说都经历了由杂芜走向划一的历程，18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学，史诗、传奇、传记都归入“小说”行列，而中国的“小说”则更为博杂，按胡应鳞《少室山房笔丛》中分类，杂录、丛谈、辩订、箴规、志怪、传奇都算作“小说”，这符合《汉书?艺文志》里“稗官”、“巷语”的定义，从而也决定了小说的地位极为低下，小说处于文学的边缘位置，或“游戏笔端”、“资助谈柄”或依附名教，“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为文人名士所不屑为之，可见小说从一开始就和“游戏”、“消遣”脱不了干系，难以登上文学的大雅之堂。这一特殊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小说面向的只能是社会的市井阶层，取悦民间是传统小说的惟一发展途径。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小说的源头部分，会很清晰的发现，从初具“虚构文本性质”的唐代传奇开始到晚清蔚为大观的章回体小说，娱乐性一直都是小说最重要的构成属性。唐代传奇从一开始就以“作意好奇”进入市民阶层，唐代兴盛的经济和生活让人们可以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游戏”、“娱乐”成为了人们业余的生活所需，唐代传奇正是适应了这种社会需求而产生的一种通俗文学。从现存的传奇文本《柳毅传》、《李娃传》、《虬客传》等来看，唐传奇的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富于想像力，带有很浓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些特点构成了很强的可读性。传奇小说几乎可以认为是为迎合当时人们的娱乐时尚消费而产生的消费性文本。
而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在小说的娱乐性创作上则显得更为自觉。“话本”小说是对唐传奇的另一种更高形式的继承和发展，宋元城市文化生活比唐代更有所提高，“娱乐”、“听书”成了市民的普通文化需求，“话本”小说以“说话”的形式传播小说故事，它的文学定位比唐传奇更贴近通俗文学，因此它在娱乐性上的要求更高，小说题材也从鬼神怪异扩展到了社会日常生活。“话本”小说的娱乐性和大众文化特征为小说的发展带来了强劲的助推力，读者和听众的大量增加让中国小说第一次创造了巨大的小说的商业价值，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城的“瓦舍”多达几十家，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许多说话艺人集中这里，听者甚众，“终日于此，不觉抵暮”，“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话本”小说庞大的商业市场让许多“话本”作者以更积极的创作热情加入到“话本”小说的创造中去，据统计，仅宋代“话本”种类就有一百一十五种之多。明代“拟话本”小说甚至出现了专职的以“话本”小说谋生的作家，如《拍案惊奇》的作者凌蒙初就完全是以小说的“稿酬”进行创作的。
“话本”小说以自身的娱乐性推动了小说的长足发展，为明清小说的产生提供了经验和技巧。明清以后的小说已出现了浓烈的“说教”、“规劝”性质，但它的教喻作用却是依附在小说的大众娱乐消费上的。娱乐性在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