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兴挥毫诗藏头，瞬间泼墨书丹青

国际美术家联合会副主席、中国诗词协会陕西分会会长、西安市政府副秘书长武忠勤先生的《武忠勤书法作品选》，去年9月由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收录了武忠勤先生近年来200余幅书法作品。这些书作与诗作相映成趣，显得很协调，也很有书卷气，所以，当时我便觉得这位武忠勤先生定是文人气很重的人（此前我们并不相识），且怀中情愫不俗。待日后有缘相见相识，则证实了我的判断不谬。当然，我所指的是其神髓中的资质，而非附之于外的职业、职位之类。这也再次说明，所谓“诗（文）如其人”、“书（画）如其人”，一般而言还是合乎常情的。当然这里首先明言，关于从文事艺，我是一向格外看重创作者的修养与气质的，对于诗人和中国书画艺术家来说，尤其不可等闲视之，因为说到底，中国的诗、书、画既是中国文化的内容，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表征。
笔者认为文学与艺术，都源于“人”的情感与精神，能与书画、诗文结缘，自然需要品行的超脱、境界的升华。或许，一切都在书画中，一切又都在诗文中。
事实告诉人们：书法之为艺术，之有美，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借汉字的书写创造生动的形象；二是进行这种形象创造显示出来的书家的精神修养和技能功力。
但是，由于时代对书法需要的不同，书法发展状况的不同和人们对书法认识感受上的差异，使得书者的追求，时代对书法美的讲求，也会出现许多差异。甚至出现偏离这两个基本点的认识和讲求，从而从积极或消极方面对书法的艺术追求产生影响。比如盛唐时期，科举制度的需要，干禄字势就成了时书的审美标准，人们从审美上关心的也都是实现这种书写的法度与功力。书写合于这种模式，见法度，有功力，就是好书。然而，到北宋时，在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心目中，书法却只是“有以寓其意，有以乐其心”的形式。被认为美的书，已不是程式有据、法度森严的作品，而是具有“郁郁芊芊的学问文章之气”，时代要求书家的不只是技能，而是书法流露的精神修养。到了近代，人们更认识到：书法作为精神产品，美的是作品展露出来的艺术家高尚的精神气格。
现今，书法已日益失去实用性，成为纯艺术形式。人们只为审美，只有丰富精神生活才需要它，书者只为艺术创作才运用它，而其存在的矛盾性就在于：它必须以传统的条件存在，即它必须仍是汉字书写（不如此便不是书法），又必须有时代的“我”的面目（不然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价值）。时下大多数书人不是不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也看书，他也不爱那些只能重复前人、没有自己面目的作品，问题只在具有审美意义与价值的“我”，不是着意做作，而是以真实的精神修养和扎实的艺术表现力凝铸的。
可贵的是：武忠勤先生的无论是书还是诗，已经有比较明显的个人面目。他认为：“当今书法一定要体现时代的主题精神，也就是说，书法艺术当随时代，不只写唐诗、宋词、元曲，当然这些是千年精粹。应根据不同时代、背景、空间、时间，写一些适时、适地、适人的文字，他也努力去做，他的多数书法作品都是适人、适事而撰而写。”我认真琢磨，其作品的个性面目之可贵处，一半是天赋，即情性所决定，一半则是基于精神修养和持之以恒的追求与磨炼。对他的书法作品，我是在这一感受与认识的基础上进行评论的。
武忠勤先生之书，首先是其沉厚却又不乏灵动的气息吸引了我，他的书法不仅平和温润，有不俗的气格，有寻求境界的自觉，有乐感，是无声之音，有形外之意，经得细品。其行草书和隶篆，都有这种特点，尤其是其行草。行草并不难写，但难在有意味，有气格，不因生而拘谨，不因熟而油滑。武忠勤先生的行草，结体自然流畅、疏密有致，阴柔中有劲健、飘逸之气韵，阳刚中有雄厚、老辣之风骨，笔法苍劲浑厚，气韵生动自然。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温润与亲和之气，但决不是时下那种“以丑为美”流行书风的强作，而是基于一定修养与功夫自然流露出的真率与质朴，故而有内涵，耐得品赏。
武忠勤先生从政从艺从文二十余载，艺如参禅，宦海修身，文求静闲，书写识真趣，不图名利大物华，只求宁静而致远。心静之处就是最好的道场和艺境。他经常挥毫：“为政亲民”四字：“他认为为官应当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其中淡然之心，可见一斑。正是这种淡薄名利的心理，”成就了他言行不乏高雅脱俗的表现：一是追求淡泊的生活状况；二是从容不迫内心也造就了他的不紧不慢。这也反映在其作品中，就是其笔势行走趋缓有度，不会过于迅速;且字迹饱满圆润，但也未有过分张扬之态。
武忠勤先生温文尔雅，为人平和真诚。他待人接物，和气中透出低调，悦颜中多有雅量，谦虚中蕴涵睿智，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行胜於言”，武忠勤先生的名字就是他人生的座右铭，做人守忠诚，无过无不及;守业操“勤”，勤学勤问勤政敬业。他常说“做人要真诚，工作要扎实，有为才会有位。工作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你价值的大小，重要的是看你为广大人民群众奉献了多少”。
武忠勤先生作为文学艺术创作兼擅的书家，始终保持著书法家的敏感。他深知：自己既是一个艺术的实践者，也是一个一方百姓的父母官。为广大人民谋福祉是他的事业，繁荣书法艺术是他价值的真正体现。正因为如此，他把工作和个人的艺术创作两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使之相互补充、互融共进。数十年中，他在书法领域辛勤创作，孜孜不倦，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里笔者不揣浅陋，仅就武忠勤先生行草书风格略陈浅见。
80年代中期以来，随著书法的全国复兴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实现，书家谋求在开放的视阈中实现历史的超越。而这种超越性实践是在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是承续了碑学的民间化取向并加以范式扩散，扩充延展了碑学的固有范畴，在长时段的历史追寻中，引入近现代考古学成果，将流沙坠简、魏晋残纸、砖铭造像引入创作领域，从而形成后碑学格局；二是反拨海派异化的以“二王”为中心的经典化路径，将“明清调”置于当代书法史的中心语境，强化了书法的主体意识。来自这两方面的书法审美取向，而使得武忠勤先生在这一特定的当代书法现代性历史文化氛围中，选择了师法二王和魏碑。正因为如此，武忠勤先生的书法作品刻写在石头或牌匾上，别具神韵。
武忠勤先生的行草书，取法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