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还是谩骂
作者:率割时间:2024-11-17 11:10:27热度:0
导读:一位在遵义市文联工作的朋友送给我一本小册子,里面收录了西部地区(尤以贵州为主)多位中青年诗人的部分诗作、简历和文艺评论文章。篇幅虽不大,内容却颇有新意。正待我一篇一篇阅得津津有味时,突然被其间一篇评论
一位在遵义市文联工作的朋友送给我一本小册子,里面收录了西部地区(尤以贵州为主)多位中青年诗人的部分诗作、简历和文艺评论文章。篇幅虽不大,内容却颇有新意。正待我一篇一篇阅得津津有味时,突然被其间一篇评论文章惊得目瞪口呆。倒不是此文写得有何等惊天地泣鬼神,而是文章那醒目的标题让我顿生翻肠倒胃之感。
这篇文章的大名是《狗日的<20世纪贵州诗歌史>》,作者是本省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兼文艺评论家。都说标题是文章的眼睛,但从“眼睛”就充满浓浓的火药味这一点来看,这应该归入文艺批评文章之列吧。可惜不知是我眼拙还是作者的创意过于“前卫”,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作者不像是在批评一本书,倒极像是在扮演一名满嘴污言秽语的街头小混混或是一个正在振臂狂呼“砸烂某某某的狗头”之类“造反宣言”的红卫兵小将。在讲求批评艺术,倡导百花齐放并力主实施“点到为止”的文艺理论界竟使用如此粗俗不堪的形容词(估计是受了刘恒《狗日的粮食》的影响),想必挨批者定是十恶不赦之辈;挨批的那本书也必是“毒汁四溢,贻害无穷”的坏书坏刊。但仔细一瞧,那本叫作《20世纪贵州诗歌史》的书无论如何也不像是人人喊打的精神毒草。退一万步讲,即使这本书真的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哪怕是相当严重的问题),使用诸如“狗日的”之类极端污秽下流的词汇来做评论都很难不给人留下反应过激和涵养过浅的印象。
《20世纪贵州诗歌史》这本书我从未拜读过(甚至从未听说过),是不是值得批判我就更是无从知晓。就在这篇战斗檄文般的评论中,作者一口气给《20》一书列出了四大“滔天罪状”:一,这本书算什么东西;二,这本书忽略了什么东西;三,这本书像什么东西;四,这本书之外的东西。作者声称经他发现,《20》一书充其量不过是“八股”兼“崴货”,是“抄袭、拼装加克隆”出的一部“杰作”。对《20》一书的作者,他很“幽默”地给出了这样一番描述:“一双昏花的老眼当然也不可能远见到那些从山国飞出去的诗人的”,“既然无力把握,既然松动的牙咬不动诗这根骨头,何必逞强?”最后,他还给《20》一书的作者提出了如下“忠告”:“一本让我不满意的垃圾书的存在没啥了不起,但可怕的是,它堂而皇之,它将混淆视线,并作为重要史料或工具书贻害后人……”
文章终于看完,我也终如文章作者所期望般产生了一点隐忧。但并非是担心《20》一书会如《狗》文作者所预料的那样会“作为重要史料或工具书贻害后人(又说此书是“垃圾”,又称它会成为“重要史料或工具书”,到底是贬还是捧?)”,而是对《狗》文作者的精神状态和写作目的感到有些困惑。如果真的是经过考证,认定《20》一书确实存在重大问题,那么在文章中引经据典地予以反驳就是,何必用如此歇斯底里的态度和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意图呢?文艺批评历来是对事不对人的,但从人品上对被批评者实施“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行径又是不是值得大力提倡呢?从字里行间分析,不难发现《狗》文作者的创作态度就是“文革”中极其流行的八个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以这种心态来进行文艺创作和发表评论,我实在不敢揣摩他究竟想论证些什么出来。
声明一句,我绝无为《20》一书的作者鸣冤叫屈之意,只是有点想不明白:如今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就有那么一些文人一不从事创作二不专心研究,专爱去骂人而且是骂得越凶狠越粗俗越下贱越得意?骂人的是文人,挨骂的基本上也都是文人,难道真的如当年鲁迅先生所感叹地那样——“文人相轻”?
“文人相轻”本是曹丕说的,原话是“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典论·论文》)”。大意是说文人往往喜欢夸耀自己,只习惯发掘自己的长处和捕捉别人的短处;而文学作品的体裁是多种多样的,一个人很难做到各体兼备。如果长于这种体裁,就难免短于那种体裁。拿自己的长处去轻视别人的短处,又怎么能作出公允的评价呢?话是很不错,可惜在现实生活中,曹丕先生的谆谆教诲经常被某些坚信“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彻底篡改。或许正是因为深受这条金科玉律的影响,某些人在评论别人的作品时经常说着说着就不知不觉地“升华”为人身攻击,好像不把别人骂得个体无完肤名誉扫地就有愧于自己肩负的“神圣使命”似的。《狗》文作者不仅讥笑《20》一书的作者“老眼昏花”,让他“想起刘备的儿子来了”,还使用了诸如“松动的牙咬不动诗这根骨头”这样近乎人格侮辱的语句(将对方比作一条老掉牙的狗)。虽然这也勉强可以列入“文人相轻”的范畴,但更像是不折不扣的诋毁加谩骂。鲁迅先生曾经指出:“凡所指摘,仅限于制作范围。一切别的攻击形体,籍贯,诬赖,造谣,以致施蛰存先生式的‘他自己也是这样的呀’,或魏金枝先生式的‘他的亲戚也和我一样了呀’之类,都不在内。倘把这些都作为曹丕所说的‘文人相轻’,是混淆黑白,真理虽然大哭,倒增加了文坛的黑暗的(《且介亭杂文二集·文人相轻》)。”由此可见,《狗》一文虽满纸杀气腾腾满嘴言之凿凿,却明显是在借批评之名行谩骂之实。这些年来我国文艺界骂声最响的无疑是王朔。这位靠《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过把瘾就死》以及《美人赠我蒙汗药》、《看上去很美》等优秀作品扬名文坛的畅销小说家似乎有专对名人开骂的嗜好,结果惹来好多人也凭着社会从众心理的惯性跟他学得见人就骂。那位《狗》文的作者想必也是其中之一。只可惜画虎不成反类犬,王朔骂人骂得那叫有板有眼有凭有据(其实更是自我炒作)且非名人不骂,而《狗》文的作者骂人骂得就算是口吐鲜血当场晕厥那也明摆着是在东施效颦,贻笑大方。
批评绝不是谩骂。《战国策》中齐国群臣面刺威宣二王,可无人趁机开骂;《三国志》里诸葛孔明舌战东吴群英,但绝不相互骂街。鲁迅先生就认为:“还有一种不满于批评家的批评,是说所谓批评家好‘漫骂’,所以他的文字并不是批评(《花边文学·漫骂》)。”可见能不骂人最好还是不要骂,不然要是骂得太难听又骂不出什么像样的观点来,到头来最讨骂的恐怕还是他自己。文艺批评不可少,但需要明白“凡批评家的对于文人,或文人们的相互评论,各各‘指其所短,扬其所长’固可,即‘掩其所短,称其所长’亦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