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曹文轩与真文学有关的四个成语之“无中生有”

曹文轩，当代著名作家，北京大学教授，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其演讲《对四个成语的解读——我所理解的“真文学”》是我读到的关于文学意义的最棒的解读。他说，我们的文学只是面对实在的“有”，而不能面对苍茫的“无”。中国是一个讲经世致用的国家，一切都讲究有用，讲眼见为实。我们的日常姿态是面对“有”，文学始终在强调作家的目光与“有”的对视，而且这个“有”又必须具有“用”的功能。如果中国文学长期放弃想象力的操练，长期不能有人转过身来面对虚空世界，而是一味进行素描式的模拟，大概永远是不可能指望有什么辉煌的。那么真正的文学可能与四个成语有关，即：无中生有，故弄玄虚，坐井观天和无所事事。
曹老师的观点对文学的创作形式和写作方式几乎是一场颠覆。是的，过去，我们一直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教化作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文学要再现客观存在，要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要把“生活”作为创作的源泉，作家要引导读者树立宏大理想和思国救民的抱负，从而忽视了文学应有的品性和意义。作家写的只是他所见的，“文学只用眼睛，脑与心是闲置着的，最后荒废了，退化了。”我们把文学――这种最具美学意义的心灵活动“庸俗化、狭隘化了。”我们将现实主义理解成了模仿，理解成了一种事务，理解成了对平民百姓的日常感受的反映，理解成了对“有”的僵直面对。每一位中国作家肩上都必须担负起政治教化和审美塑造双重义务。
那么，文学，就应该抑或就可以无视社会现实，脱离作者所处的时代吗？或者按曹老师的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就是无中生有，无中生有的能力是文学的基本能力。”“无中生有就是编织，就是撒谎”，这，是否就是文学所要追求的境界？从而也就代表了文学应该遵从的方向？至少，“无中生有”在提法上是有欠缺的。
首先，曹老师从哲学意义上对“无中生有”进行了闸释。他说上帝创造的只是一块未经加工的物质毛坯，而人类的精神世界“则与上帝毫无关系，完完全全是人类在没有任何外力帮助下自行创造的。”曹老师说，第一世界（物质世界）的规则在上帝把它交给人类时，已经同时包含于其中了，它是先天的。而第二世界（精神世界）本来就没有，是人凭空创造出来的。人的精神世界“是猜想演绎的结果。它是新的神话。”
“无中生有”一词并不新鲜。《老子》早就讲：“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世间万物都是从“无”开始的。小到生命，大到宇宙，都有一个开始，在开始之前有一个未曾开始的开始。宇宙之初的形态是“有”，在“有”之前是“无”。但，道家的“无”并不是空无虚有的“无”，而是有实质意义的“空”。老子曾举例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有了车毂中空的地方，才有安置车轴的可能；器皿没有虚空的部分，就不能装盛物品，外壁的“有”也无法发挥作用；房子中间必须留有空间，人才能住进去，房子才叫房子；中国传统书法和绘画的最高境界是恰到好处地“留白”，其“白”也非虚幻的“无”，恰是要映衬那实在的“有”。“无”是“有”存在的条件，是“有”高妙的必须。虚幻的“空无”之中，蕴含着创造世界的本体因素，既是物质世界的根本，也是人类丰富的精神世界的源起。
世界是“有”与“无”统一，是“有”与“无”的拥挤摩擦和纵横交错，是不分彼此的浮摇漫展，是无法割裂的相互依存和无所不在。那么，文学，这片让人类心灵开出花朵，放出光彩的天地，怎么可能是离却了现实的“有”，而由“无”来堆积，来编织，最终成为写作者随心所欲的“谎言”？
其次，上帝在精神上并不赤贫，它给予我们的除了阳光、空气和土地，还有人的懦弱，人的残缺，人的丑陋，人对善美的期盼，人对爱的眺望和皈依。上帝的创造是喜怒哀乐的此起彼伏，是善恶美丑的撕扯呼喊。第一世界非自由的世界。高大的树林遮挡了小草的阳光，凶猛的虎豹吞噬了懦弱的走兽。第二世界的自由更是人类遥远的梦想，永远都不复存在。正如卢梭所言：人人生而自由，却永在枷锁之中。上帝深谙此道，它帮你指路，给你希望，却绝不给你愿望的满全。上帝设定的游戏规则就是残缺，就是限制，就是美丽无限，恶行不绝，就是差别永在，苦难守恒。人类永恒的期盼和信心的坚守，是宇宙浩渺深邃永恒存续的法则，是天之辽阔，地之深远，人之生生不息的设定。是天地万象的周而复始，人类精神的永无止境。世界热闹非凡，人间异彩纷呈，它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在上帝那儿，灵魂被囚进肉体，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它们相互冲突又相互吸引，相互缠绵又相互战斗，纵横交错而有了悲喜参半，善恶美丑俱现的人间。世界是一个整体，人的精神不过它的一部分，整体岂能为了部分而改变其整体意图？上帝为人类设定的永恒的规则，正是文学的地址，诗神的居所，也是一切写作行为都应该仰望的方向。
我不知道没有精神的物质是什么样的物质，我不清楚没有物质的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倘若一切的精神创造都来自凭空的捏造或想像，是否符合了上帝那永恒的设定。
当然，写作“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本不该有什么规范，本不该去符合什么学理，本不必求取公认，那是天地间最自由的一片思绪，是有限的时空中响彻的无限呼唤”（史铁生语）。但把物质与精神割裂开来的写作却不是精神的追寻，倒像是梦幻时空的神游，荒诞逻辑的演绎。一个精神颓废，心灵空虚的写作者我们还怎么去相信他作品的辉煌？
第三，一千个人读莎士比亚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不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泰戈尔的《飞鸟》也不是卡夫卡的《城堡》。把托尔斯泰放到中世纪就不是现在的托尔斯泰，让卡夫卡生活在21世纪，还会有我们心中的卡夫卡吗？任何作家都无法告别他所处的时代，都不可能割裂他必须面对的“有”。即便是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也想象不了今天信息爆炸的网络社会，想象不出宇宙大爆炸，时空穿越，火星移民的伟大设想。那么，作家的一切构想，一切表达，都必须从他所面对的“有”中而来，从他的现实的时空中而生。
上帝的游戏永无停息，人类的精神永无终止。文学，乃至一切的艺术，是我们热情的载体，是人类精神皈依善美的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