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当放羊

人生无非是甜酸苦辣地生死一回，只有今生，没有来世，能够长久留存的东西，除了可以见诸文字的精神和思想以外，其他什么也都不能再有。也许正是“立言”的巨大诱惑，促使许多识文断字的人爱好写作，乐此不疲却忘了自我放羊。
生活一再告诉人们，合理的个人福利大多表现为物质的东西。从古到今，在国人潇洒走一回那一长串名单上，纯粹的作家角色几乎没有。屈原、李白、杜甫、司马迁、蒲松龄、曹雪芹以及“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谁的生活境遇，也无法跟“只准读老子《道德经》”的窦氏子孙相比。中国自打“焚书坑儒”以后，特有的“士人阶层”逐渐消失了，再也没有先秦那种百家争鸣。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折腾，文学作品的思想感情、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等，统一倒是很统一，就是连中国文人本来不多的一点文学创新勇气也被窒息了。而今物欲横流，急功近利占了上风，诸多作家苦苦“立言”的结果，事实上除极少数人偶尔整出一块“敲门砖”外，绝大多数作者的创作只是思想情感的抒发，甚至成了一种直指本心的自我苦修。否则，便很难解释路遥为何被活活累死在《平凡的世界》上。
再说时下书遭冷落，除了在校学生还在愁眉苦脸地做作业以外，书是基本没人读了。问人今年是属鼠还是属兔，谁都明白告诉你：“那要看你问的嘛事历，是阴历还是阳历。”如果你不满意，又问谁搞什么工作，那你听到的回答，也是相当的清楚：“没做啥，不太缺钱，饭有吃的。”这又让你一头雾水，那你不妨再问：“你们这儿的生意好做不，人还实诚吧？”答案除了脸上的微笑略有不同外，话又几乎一样：“也说不上实诚。能打得起牌，也就掏得起钱。光是打牌不掏钱，你就走人。你输光了，没钱再掏，要是还想往回捞，那你每输一把牌，就得自己剁掉自己的一根手指头。”这样看来，文学创作大面积滑坡的责任倒不在作家，而是养活作家的人只爱其他，根本不爱书了。而早已穷怕了的文人当中，沾染铜臭、倡导流弊、愚弄大众者不乏其人，文学创作上的成熟和突破似乎成了极少数高尚文人自身的一种向往、一种坚守、一种探索、一种生活积累，以及自我思想情感和精神境界的不断升华。
放羊观不是我的发明，它是庄子独到的养生见解。拿它说写作，因为写作也是养生。如今坚持文学创作不是不可以，名利双收却大可不必指望。如果能在文学创作中经常找到乐趣，权当放羊，而乐此不疲，倒不失为一种比较切合实际的以文养心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