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扼杀善良

报载，去年9月，杭州市萧山区发生了一起车祸，一辆中型货车将一名老者撞成重伤，被送医院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司机逃逸，车主章红彩发誓要将伤者救活。为此，她举债7万多元，不停地在医院和伤者家属之间奔波，连办案民警都为之感动。然而令人不能相信的是，两个月后，章红彩却将老者活活捂死。2008年1月，杭州市检察院对章红彩提起了公诉。
纵观本案，不难看出，章红彩原本是个善良之人：她在接到司机电话后，就立即拨打了110和120。她赶到车祸现场时，救护车还没到，76岁的受害人何大海生命危在旦夕，鲜血和着雨水形成一条长长的“红流”，章红彩脱下衣服盖在老人身上，并给老人打气:“大爷，撑着点，救护车快到了，你不会有事的。”到医院后，章红彩再三恳求医生:“一定要救活他，不管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并向老人的儿子和儿媳表示:“你们放心，就算倾家荡产我也会救他，绝对不会撒手不管。”当老人的儿子、儿媳提出愿以15万私了时，章红彩动摇过，但最终没有答应，而是表示“即使花再多的钱也要把他治好！”为了治好老人，她四处借钱。当医院下了第22张催款单的时候，章红彩一分钱也借不到了。而这时，保险公司的钱又迟迟赔不下来。在老人的家人和医院的一再催逼下，章红彩走投无路了，终于在11月20日凌晨，将已经人不人、鬼不鬼的何大海捂死在病房里。
看此报道，我不禁潸然泪下。首先，我为无辜老人何大海悲哀，事件的始终，老人都是受害者，他没有招谁惹谁，却白送了一条命，着实地冤枉。但我更为章红彩的人格感动，为这样一个善良的人的堕落而痛心！是什么使这样一个善良的人在短短的两个月中变成了杀人犯？到底是谁扼杀了她的善良呢？
老人已经去世，章红彩已被收监，等待她的是法律的制裁。这种时候，任何假设对于此案的当事人已都无济于事。但我还是要做一些假设，因为那样也许可以使我们明白一些事理。
先看何大海的子女是如何表现的。老人出了车祸，他们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到现场，这也许没有什么可责怪的，离得远自然就来得晚。但当老人生命危在旦夕、急于手术时，不知什么原因使他们迟疑不决，在章红彩的再三催促下，才勉强签了字。在后来的两个多月中，他们没有在老人床前侍奉过一天。在章红彩无钱支付医院费用，老人截肢部位已经腐烂变臭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掏过一分钱。老人被杀害的时候，已经浑身脏不堪言。而对于老人的不理不睬，子女们的理由只有一条，那就是“人是你们撞的，你们就要负责到底！”更让人不解的是，在老人尚处于昏迷之中的时候，他们却在与章红彩商讨着如何以高价私了官司，在没有结果后，他们更恼羞成怒，除了向章红彩催钱要款，在救治和照顾老人上别无作为。从这里，我们还能看到哪怕一丁点的骨肉亲情吗？别说亲情，就连起码的人道主义都觅不见踪影！如果老人的子女们有一点孝心，不仅会为老人减轻病痛，对章红彩的善良也是一种温暖。我坚信，这个赌咒发誓并敢于举债7万多为老人治病的弱女子，是绝对不会动杀人邪念的。
再看我们的医院。医院的宗旨是救死扶伤，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以治病救人为第一要务。可从这家医院对待何大海老人的态度上，我却仿佛看到了什么叫图财害命！老人住院后，章红彩已经在这家医院花费了7万多元，医院自然应该知道她是一个讲诚信的主顾。而且她家中尚有两辆运输车可以跑买卖，即便一时经济困难拿不出医疗费，长远来看，还款也是不成问题的。退一万步讲，即使医院明知道在救治危重病人上的付出难以收回，也应该先救人而后讲经济效益。但医院没有这样做，而是眼看着一个已经住院两个多月、花费7万多元的病人，截肢后伤口溃烂、腐臭而不采取措施，任由老人在死亡边缘生不如死地挣扎。对于这一点，以救死扶伤为宗旨的医院，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如果，医院救治老人再积极一点，而不是光知道催讨欠账，或随时停药停医，章红彩也是难以痛下杀人狠心的！我们可以进行符合逻辑的推断，章红彩在捂死何大海前，面对他那已经溃烂发臭的下肢和浑身的屎尿，不可能不想到，自己一旦没有了支付能力，何大海唯一的结局便是死在这认钱不认人的医院里。也许正是这种推断，才更加坚定了她给何大海一个痛快“了断”的决心！
还有保险机构，一直到老人被杀，也没有办妥事故赔付事宜，这恐怕也是章红彩铤而走险的重要导因。我们不懂得保险机构的规矩，不知道一起事故的赔付要经过怎样的复杂程序，但直觉告诉我，一起事故发生后，两个月后还得不到赔付，总有点说不过去。如果，保险机构的工作效率再高一点，赔付的时间再提前一点，章红彩同样不会走上杀人的极端之路。在这里，保险机构也许会说，我们是在“照章办事”，可正是这冰冷的“章”毁了两个人，更毁了人们心灵中的善良。
从道义上说，对于老人的被害，从老人的子女到医院和保险机构，似乎都有责任。但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他们又似乎都有“不在现场”的充足的理由——子女们会说：“谁撞伤人谁负责，天经地义！”医院会说：“治病交钱，天经地义！”保险机构也会说：“按规矩办事，天经地义！”然而，从这些“天经地义”和“不在现场”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更上位的社会管理者们的责任。正是他们在社会管理上的缺位和疏失，才是扼杀善良的终极原因。
马克思早就说过，人与人之间归根结蒂是物质利益关系，伦理亲情亦不例外。社会管理者的责任，就是运用各种手段对人们的物质利益进行调整、规范，对弱势群体的利益还要进行必要的保护。当社会管理者们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调整、规范和保护，漠视甚至与邪恶一道侵害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的时候，草民们就只有自己保护自己的利益了。由于社会利益的多元性，这种“自发”的保护必然导致个体利益之间的相互倾轧，从而彻底摧毁伦理、道义甚至法律构筑的社会规范体系。这种时候，任何善良不但对社会已毫无助益，结果也只能是“善有恶报”。当善良只能得到恶报的时候，谁还敢于善良和愿意善良？萎缩与灭亡便成为了必然。
于是我想起了那些经常见之于媒体的报道，有人撞人不死又倒车碾死，有人不顾受害者死活后肇事逃逸。他们的所做所为固然十恶不赦，却在证明着一个道理：在我们的社会中，善良已经或正在成为恶棍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