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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康熙年间,余怀写了一本笔记小说叫《板桥杂记》,他所缅怀的明末之“遥指钟山树色开,六朝芳草向琼台。一围灯火从天降,万片珊瑚驾海来。”的秦淮河畔,原本是风月无边,弦歌繁华之地,真真正正像一领华丽的袍子,且
康熙年间,余怀写了一本笔记小说叫《板桥杂记》,他所缅怀的明末之“遥指钟山树色开,六朝芳草向琼台。一围灯火从天降,万片珊瑚驾海来。”的秦淮河畔,原本是风月无边,弦歌繁华之地,真真正正像一领华丽的袍子,且不管它上面爬满多少虱子。展眼过了四十多年,如今赏心乐事谁家院已经成了旧院,变成废墟,又成了菜地,出产一种叫“瓢儿菜”的东西。就是说,当年的城市圈里文人风雅兼狎戏的地方,已经成了菜农的根据地,断壁残垣上似乎还氤氲着几分胭脂红粉的香腻气,但更多的是猪人牛马粪沤出来的的地肥味儿。这就有了一种毁灭感,虽然未必有米兰昆德拉带给我们的错乱,因为我们的历史更爱“秦砖汉瓦”这样的时光之叹,但向着无可奈何之地坠落的感觉是有的。我们可以从菜地往前看,那里有一个时间的空洞,无数个明末城市圈的文人纷纷掉了进去。他们的肉体还活着,他们的精神早已发不出声音,他们想起自己转身之前还是历史的主体,现在却在人文的价值观中消失了,他们不能像《玩笑》中的埃莱娜那样幻想自己可以贯彻始终,因为明末的文人更清醒,他们知道贯彻始终也只是自欺欺人,是更大的悲痛。有人只能作为一个虚构的政治符号在清王朝存在,有人更像张岱那样彻底,彻头彻尾变成一个自然人,从断层中消失。
写到这里,我自然也有六朝繁华逐水而去的岁月颓废感,这是中国文人积淀在骨子里的集体无意识,只要接触古文化,它就会生生不息的传衍。它总有一股子不太正经又胸襟博达的“自赏”感。正如评论者说的:“《板桥杂记》是一部‘伪史’,这就相当于一个当代文人沉痛讲述他在三里屯怎么泡吧、泡妞,并且断定这一切都有历史意义。”
但是城市生活的意义并不在于仅仅是一个光鲜的风雅狎妓史,城市生活的意义还要丰富得多。只是在明亡的那一刻,文人在政治压力下找不到更全面的方式表达,明朝这个鼎盛的时代突然结束了,不论历史将如何接纳后续的异族统治——它肯定有办法接纳,不接纳怎的——但作为明代汉人文人,所有的历史就算是中断了,他们总得表达,总得克服虚无,使自己的生存显得有意义,故不得不转换为表面上狭隘的“审美”史。你可以觉得沉痛,也可以觉得可笑,这是历史开的玩笑,所有人都无可奈何。
为什么想起明末文人?因为在文艺层面上,他们和当下我们的写作处境如此相似。我们的城市文学已经堕落很久了,说起来真是个庞大的话题,乃至于我写了一千多字还没走出玄关。纵向看,想起明末,觉得依然虚无。现在问鼎文学大奖的小说,逃不出关中某镇、边境某族、中原某村,现在的文学,依然生活在“厚重、历史感、宏大”的乡村生活场景中。第七届矛盾文学奖,农村题材小说仍然是主流,即使有个别城市小说,也不大吸引眼球。解放后我们的国家重建,文学也重建,从工农兵文学开始,还不及回望和呼应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张爱玲,茅盾,老舍等人,这些人殁去后,鲜有后继者扛鼎崭新的城市文学。空洞就从这里开始。
城市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完全不一样。它富足、优越、亢奋,幻象丛生,虚无,变革,毁灭,坠落,凤凰涅磐。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高度发达的群体,他们的人文精神更值得注意。他们享有精致,但并不居住在象牙塔,城市中也有贫民,为生活挣扎的平民,也有深刻地幻灭着的中间人,昆德拉的毁灭和卡夫卡的荒诞都衍生于此,他们已经发现了此地和农村生活截然不同的历史意义,也可以说是他们创造出这种意义,因为他们不写,人们只有杂乱地生活着,无从感受起,他们开掘着生活场景的格局,一本经典的书就是一种生活格局,人们突然看到这种生活格局,感觉到是那么的真实,这种格局甚至影响了现代哲学。但是这种真实感在我们身边却几乎不存在,我们总是虚假地生活。能够引发我们认识到生活真面目的东西太少了,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和当代写作者掌握的武器已经不搭调了。
一部分人的生活已然从几千年的农村生活中释放出来,步入更加深刻精致的城市生活中,并且此队伍越来越庞大,庞杂,不可忽视,是大势所趋,随着各地城市圈的扩大和精致化,崭新的城市生活情调必然要出现。
但德国汉学家顾彬指出:“莫言也在北京住了二十多年,他把北京的风格写出来了吗?并没有,他写的是他的故乡———山东高密。”又说,“为什么中国读者对当代文学这么失望?因为中国当代作家不敢面对生活中具体的问题,他们看市场要什么就写什么……”
“一点都不了解生活是不少中国作家的‘大错误’。”
所以,现在我才算正式步入问题辉煌的大厅。我们的写作者拒绝了解城市生活,也体味不出城市生活的厚重。其实并非完全没有描写当代城市生活的作家,比如池莉、方方、苏童,还有香港的亦舒和李碧华等。但80年代的武汉城市生活确实带着大县城气,市民是小市民,尽管池莉写得出类拔萃颠倒众生,她对这一点看得依然相当清楚,她直言不讳:“我就是小市民”。我认为她这样说是相当聪明的,因为这就是现状,池莉最高明的地方就是真实,她不谈爱情和政治,只谈真实的市民生活。方方和池莉处境差不多。亦舒和李碧华其实和大陆读者隔着一个语境,我所认为的出现问题的城市文学,主要在大陆。市民文学和城市文学还是相当有距离,市民文学强调的是写实的生活,城市文学强调的是生活哲学,它拥有伟大的形而上的美丽。现在来谈一谈苏童吧,前段时间刚刚看了安妮宝贝谈苏童的文字,安妮真可谓他的解人。她收藏了苏童全集。
“他很少涉及政治。小说背景向来模糊暧昧。有时候生活里一件鸡零狗碎的事情,比如一双球鞋,一盆仙人球,就可以码一个短篇出来。”“他说,他开始不能确定是否能继续沉溺在这样的故事里面。也无法判断它的真正价值。他略有惶恐。然后他开始转型。他的作品不断地在农村和城市,过去和现在之前转换……他的文字依然艳丽,但有些流于技巧。有些因为转变的痕迹太多,甚至都不太好看了。”“我觉得苏童不应该怀疑他对自己的故事的价值感。”
确实不该怀疑,他应该持续着转型前那样的本色,真正地先锋一如既往,表面上写着三姑六婆的零碎小事,把那江南苏州的繁华和苍凉裹夹其中,一步步深入到现代生活的本质中去,绝不要仅仅停留在民俗的角度,写出情天幻地的意境来,就像伟大的曹雪芹那样。也或者那将是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