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教育优劣之我见

在当代学术界，比较教育学可以称得上是一门显学，我的这篇文章却谈不上什么学术性，虽然我写下了“中西教育优劣之我见”这个题目，可其实只是想就中西基础教育的比较谈谈自己个人的一点看法，甚至，我其实只是想就中美基础教育的比较谈谈个人的观感。
大家都知道，美国是当今世界资本主义超级大国，她不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强盛发达，在文化教育上的成就也是举世公认的——如今的美国已是世界最大的文化教育输出国。然而，大约半个世纪以前，美国还是一个最大的文化输入国。1960年代初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库姆斯曾公开承认：“在最初一百五十年间（约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美国是一个主要的接收外国援助的国家，尽管它没有帖上这样的标记。就最广义的‘文化’来说，我们是一个大的文化输入国，小的文化输出国。我们从旧世界的文化资源——它的教育和政治制度、知识、文学、音乐和艺术宝库、工艺学和脑力——里，为我们和各方面发展吸取了巨大的力量。”
基于上面所说的原因，我选中了美国作为西方教育的代表，或许从美国的成功经验里，我们能发现一些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地方。
我对中美教育的总体看法，其实与大家并没有什么不同，即：中国教育过分注重基础、知识，个性张扬不够，对学生动手能力强调不够；而美国教育更重视个性的发展，更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但学生的基础不牢靠、知识掌握不深刻。据此，很多学者认为美国的基础教育远不如中国，如网上有一篇《中美教育的比较》的文章就认为：“若就中小学教育质量与效果而言，从总体上还是中式教育为佳。”甚至杨振宁先生在他的一次演讲中也说：“总体讲起来，我觉得中国传统教育方式所训练出来的人还是要占一些便宜。”其实，就算如此，也并不表示中国的基础教育比美国强，这些学者们之所以会得出这种结论，排除意识或潜意识层面的“自恋情结”，不能不说，他们是在以长期“应试教育”思维模式下形成的单一的标准来衡量基础教育的优劣，这个标准便是考试的成绩，或者说对于基础知识的掌握或记忆的程度。教育的起点与终点都是“人”，故对于教育优劣的评价不能仅仅只以考试成绩为标准，考试成绩充其量也只是“人”之一面，而且未必是最重要的一面。现在我们国家正在提倡“以人为本”，相比较而言，以我的管见，美国教育更符合“以人为本”的理念：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有利于各具特长的学生脱颖而出，有利于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古人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我们也不妨看看别的国家的人是怎样评价我国的基础教育的。下面是转引自黄全愈博士《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里，原文出自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日本、中国和美国三种文化的学前学校》的一段外国人对中国的一所幼儿园——东方幼儿园的录像所作的评论：
绝大多数看过我们的中国录像带的美国和日本的有关人员都强烈地反对他们所观察到的东方（幼儿园）的僵硬、严厉和军营似的过分严密的管理。这些反应都给东方（幼儿园）以否定的评价，“老师过多地指导孩子们的玩耍”；“老师过多地限制和控制了孩子们的行为”；“整个气氛被控制太多”；“孩子们独立自由地玩耍太少”；“孩子们活动的水平太被动、太克制、太驯服。”
例如，一位日本学前学校的管理人员是这样评论东方（幼儿园）的：
“孩子们看起来是如此的压抑。没有任何东西是自发的。学校给人的感觉是那样的冷淡，那样的缺乏欢乐。孩子们被期望的就是变得如此的不像孩子。
所有的一切都强调：坐得笔挺、要绝对肃静、站队要成直线。这让我想起旧时代的日本学校。我希望中国不要从我们这里学去这些东西！”
另一位在火努鲁鲁的美国学前学校的老师反应也极为相似：
“过分严密的管理，使得东方（幼儿园）看起来更像一座军营，而不是一所学前学校。我认为最让我感到不安的是，如此过分地强调纪律秩序和行为规范，以致不惜以摧残孩子们的创造性为代价。对孩子们来说，这是如此重要的感知和身心发展的年纪。这个录像带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孩子被迫使按照固定的方式去搭积木，而不允许孩子们自然地、或发挥想象力地去玩积木。他们被迫使像装配工人那样按照说明书去搭积木，这是根本违背玩积木的宗旨的。另外，这所中国学校要所有的孩子在同一时间上厕所的方式，我想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共产主义的原因？或者是中国文化的因素？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虽然在我们的关于东方（幼儿园）的录像带中被看到的军营似的严密管理受到大多数美国人和日本人的谴责，但是许多给我们提供资料的中国人却认为，严厉的管理、纪律秩序和控制是学前学校的教学法和孩子社会化的精髓所在。许多（但是，像我们应看到的，并不是所有的）给我们提供资料的人，在整盘录像带中都对纪律秩序和严厉的管理引以自豪。”
我们的儿童从幼儿园——甚至刚出生开始，就被强加以这种军营式的刻板教育，而正是这种教育，给我们带来了基础教育方面超过美国的“优势”，给我们的中学生带来了很多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奖牌，但这却是以牺牲儿童的创造性与自主性为代价的，故它注定不能通过高等教育阶段而使我们继续保持“优势”，为我们培养出获诺贝尔奖的人才——这种人才最重要的品质恰恰是独创性。
“应试教育”或者说中国目前的基础教育——甚至高等教育大多是一种自上而下单向流动的，即从老师到学生的以传授与灌输知识为目的的“存储式”教育。根据弗莱雷在《Pedagogyoftheoppressed》一书中对这种“存储式”教育的描述，“教育正遭受着一种讲述病”，教师们设想他们的任务就是“用（他们）讲述的内容来‘填充’学生，这些内容脱离实际，割断了与一切来源和能够赋予它们意义的所有事物的关系”。这种做法把学生变成了“‘容器’，等待教师‘填充’的‘容器’”。“这是‘存储’教育观，在这种教育中，允许学生活动的范围仅限于接受、归档和存放储存物。”“存储”教育观建基于“巴浦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严格地说，算不上什么“教育”，而应该称之为“训练”，即使马戏团的动物按照自己事先设置好的方式行事一样的训练。这种所谓的“教育”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可预见性”，只要用某种外界信息不断地刺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