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我家》的文化底蕴

《我爱我家》前40集基本上是一集或上下集挑一个家庭成员或引出一个旁人作主要人物，演绎一个故事，这个家庭成员或旁人则成为主要的讽刺对象，成了喜剧效果的一个小小的牺牲品。而且剧中没有一个不可以加以尖刻或善意地讽刺的人。按照以往及时下流行的艺术陈规，电视剧中的微生物总要有一种天赋权力般处于优越地位的人，他们或者因为某种社会身份，如爸爸的老干部身份，志国的国家干部及知识分子身份；或者由于某种现成的社会观念，如女性的美德，孩子的纯洁等，于是就成了一种完美价值的体现者，在思想内容的构成中占据压倒性、支配性的优势地位，把持一种绝对优势的价值。而这种常规的表现方法在《我》剧中被轻松地打破了。《我》剧中，没有一种绝对优势的价值，没有真正的权威，没有只评判别人而自身不可置疑的人物。有的是一些相对的，互相不甚激烈的冲突或者互补的话语及价值观念。如爸爸的革命话语，志国的知识分子话语，和平的家庭妇女话语，志新的不满于现状的一代人式的话语等等。但是《我》剧的主题思想并没有被其中的某种话语支配，它是超离于这些话语之上的，那就是喜剧的目的以及好人式的“爱我家”的情感意蕴等等，《我》剧这种表现形式和态度意味着什么呢？它和通常所说的九十年代文化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文革”以后的文学艺术在经历了八十年代充满激情的阶段之后，与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型相对应，发生了巨大的变异，在社会失范和商品经济双重压力下，九十年代文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其中游戏的态度成为最显著的表征。是商品性对文化侵入的首要步骤，《我》剧实在可算代表性的作品。在此，没有了绝对的单一的价值，不同的话语之间的交锋是典型的游戏式的，同时也构成喜剧的底蕴，一种话语在另外一种话语的对照之下，即显出窘境和可笑之处。
与这种游戏精神共生的一个现象是文艺作品教化作用的“弱化”，作品中不再有绝对价值，观众就不再是俯首听命的被教导者，而成为一个游戏者，观赏的愉快不再是达到教化的手段，而成为首要的目的，同时单一的教化被弃绝之后，观众却可以得到更丰富的思想空间。
《我》剧在以嘲讽的方式放逐了众多的价值之后，却有意无意实现了一种价值的指认，即好人式“爱我家”的世俗的感情，这一点更被片头片尾的出色的歌曲及抒情的音乐所强化，这实际上是近年大量影视作品和歌曲的流行主题，表现了九十年代文化在特定时期重建价值的一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