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欧阳修（2）

上下几千年，中国文人都有一个浓郁的无法摆脱的情结：从政情结。要追溯起来，这个病根在文人的祖师爷孔丘的身上。当年孔老夫子率领弟子周游列国，可谓是苦头吃尽，增加阅历是一方面，更重的，就是想找到一位能器重他的国君，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他自己也曾夸下海口：“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意思是说，如果谁用他治理国家，一年便差不多了，三年可以大见成效。遗憾的是，乱世之际，竟无人欣赏他的才干，到处碰壁之后，只好无奈地回到家乡鲁国。满腹经纶的孔夫子，慨叹怀才不遇的同时，只好老老实实做学问，删定诗书，钻研《易经》，直至“韦编三绝”。有一次，他的弟子琴牢问他为什么能学到满腹的学问，他发牢骚说，我不被国家所用，所以才学到了一些技艺嘛。酸掉大牙之际，孔夫子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文人还有一个“愤书”的传统。从政失利，或者压根就没来得及沾上政治的边，就被皇帝冷落、权臣挤兑到一边去了，于是只好发愤著书，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垂名青史。如屈原著《离骚》、司马迁著《史记》都是如此。如果他们不“愤书”，这些惊世之著，也许今日的我们，根本就无从谈起。
还别说，史上那些好的文章、诗词歌赋，多半还真是在郁闷或愤懑的情形下写出来的，如李白、杜甫的诗、韩愈、柳宗元的散文……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欧阳修把韩愈奉为自己的前代知音，他的血管里涌动着孟子所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热血，一旦时机到了，他也同样走上了历代文人无法摆脱的路。
入仕不久，欧阳才子还真就遇上了。此时的欧阳修，正在西京洛阳任推官，听说朝廷有一个叫范仲淹的官员，“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当时的范仲淹担任司谏之职，而此时的欧阳修，与范仲淹还不相识，却给他写了一篇慷慨激昂的私柬，要求范仲淹利用谏官的职责，向朝廷进言，兴利除弊，有所建树。这篇短文辞婉而义正，上承汉唐古文的风格，堪称佳作。其内容却颇有些激将之意。聪慧过人的范仲淹岂能不识其意，但一向耿直的范仲淹，还是以大局为重，向仁宗皇帝直言进谏，结果被贬到江浙做知州去了。
因为治水有功，两年后，范仲淹调回京师，任开封府知府。看到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朝中腐败不堪。范仲淹根据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揭露吕夷简败坏朝廷的行径。吕夷简万分恼怒，在仁宗面前肆意诋毁范仲淹。二人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吕夷简最后谗害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结果，范仲淹再次被降职，贬到遥远的饶州。朝廷还张榜告诫在朝的文武百官：不得越职言事。
朝中有一名叫余靖的官员，上书皇帝，直陈这种做法不对，也同样受牵连而被贬谪出朝廷。正直的尹洙索性自己说自己是范仲淹的“朋党”，也一样被逐出了馆阁，贬到郢州去作监酒税。
在这危急时刻，能够秉公执言、匡扶正义的，也只有谏官了。可是当时身为司谏的高若讷，却胆小怕事，趋炎附势，他非但不替范仲淹说话、辩白，反而曲意逢迎宰相吕夷简，竭力诋毁范仲淹。
此时此刻的欧阳修，对范仲淹算是相识，对其人品亦是佩服之极，对于范仲淹因正义而遭贬，早已是义愤填膺，在忍无可忍之下，不顾朝廷“戒百官越职言事”的诏令，连夜奋笔疾书《与高司谏书》。他指斥高司谏根本就不知人世间还有羞耻二字，是“君子之贼也”。文章讥讽笑骂，犀利和斥责之词锐不可当！
高司谏读后，恼羞成怒，持信向朝廷控告，要求朝廷对欧阳修予以惩办。结果，欧阳修在送别尹洙的当天晚上，也被逐出朝廷，贬为夷陵县令。
那时，随范仲淹而降官的，除欧阳修外，还有杜衍、韩琦等一批人。
目睹此情此景，有个叫蔡襄的官员，实在气不过，就作了一首《四贤一不肖》的诗叙述其事，赞扬了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四人，斥责了“一不肖”高诺讷。《四贤一不肖》一时被京都人士争相传写，甚至被契丹使臣购去，连《与高司谏书》一起，张贴在幽州馆内。
仁宗皇帝呈一时之快，连贬官员多名，算是解了一时之气。可此时的宋朝，立国已60多年，表面上是天下承平，其实是危机初现。一是冗官太多，仅科举录为进士的人数，比唐朝多30倍。外加“门荫”制度、“纳粟”制度，导致不少不学无术者进入仕途，弊端丛生，风气日坏，财力匮乏。二是北方强敌不断侵扰，边塞百姓苦不堪言，朝廷疲于应付。而朝中真正能干事的官员寥寥无几，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仁仁宗皇帝，思前想后，无其它良策，决定重新启用范仲淹等人，于是下诏召回。
公元1040年，欧阳修也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欧阳修升任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升任参知事，开始推行“庆历新政”。
不过，改革触动了贵族官僚和大地主的利益，反对派再次指责范仲淹、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是“朋党”。欧阳修真是个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主，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写了一篇《朋党论》。在文中，义正辞严地责问：君子连朋立党，何罪之有？要朝廷“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才可望达到天下大治。
然而，欧阳才子忘了历史，竟然不知朋党之说，触犯了赵宋王朝的大忌。因为唐朝曾发生过以当朝重臣牛僧孺、李德裕为首的派系之间的“党争”，严重损害了国力，党争也成为唐朝走向衰败的因素之一。鉴于此，宋太祖赵匡胤在登基后的第三年，下诏书说：凡是及第的举人，严禁称主考官为恩师、老师，也不许自称门生。且以后宋朝历代皇帝，对“朋党”和“派别”都采取了决绝的态度，仁宗自然也不例外。
应当说，反对派攻击改革派为“朋党”，的确如点穴般点到了宋王朝的软肋，也点到了能至改革派致命之处！
宋仁宗读了欧阳修的《朋党论》，眉头一皱，心中甚为不悦。庆历四年四月的一天，趁上朝的机，宋仁宗向各位大臣发问：“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
直率而坦荡的范仲淹没去仔细揣摩仁宗的心思，直言回答：“过去我在边防的时候，见到能打仗、会打仗的将士们聚在一起，自称一党；而那些不会打仗又胆怯的人，在一起也自为一党。在朝廷上，也有正、邪两党。陛下只要用心去观察，就可以分辨谁忠谁奸。假如结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