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下的文人人格

对于文人出仕做官，是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文人的人生目标。登科及第后，衣锦还乡，九族生辉。纵观中国的历史，古代选拔官吏可分为四大类。它们分别是世袭制，举贤良，九品正中制，科举制。
由于前三种制度存在诸多明显的弊端，所以生命力并不强。世袭制为最早选拔官吏的制度，说的是父亲做了官，儿子接着做。而那些真正有才学的贫寒之士却不能被发现，只能在渴望中幻想，在幻想中熄灭。然而这并不是它消亡的最主要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官位可以遗传，领导才能是否能遗传呢。基于这样一点原因，世袭制自然不会沿用很久。到了汉代，汉代的帝王摈弃了这种世袭制，而是选择了举贤良的制度来选择官吏。这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发明它毕竟能很好的解决世袭制的漏洞，但有些悲哀的是，自己的漏洞不能很好的查明。举贤良多为举孝廉，只要做到“申之以孝悌之义”，经人举荐后就可成为孝廉。但皇帝派往各地的选拔官员的官吏良莠不齐，水平有好有坏更有自谋私利的人存在，这种制度也就存在很大的水分而变得不可信了。三国两晋时期又衍生出了九品正中制。事物的发展规律总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就我看来这种九品正中制却是个特例。九品正中制不但没有在举贤良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反而又含有一些世袭制的特点。九品正中将人分上中下九等。这样分来分去，往往是豪门权贵被分到了最前面，自然官职就落到了这些人手中。推举的官员不乏有向豪门权贵献媚的人存在，这就又成了一种变相的世袭制。
隋文帝深深感觉到选任官吏的方法必须改头换面，于是一种沿用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产生了。从隋朝到清末这种制度深深扎根在君王与文人心中。到公元1905年才由慈禧下诏废除了科举制度，新式学校才流行起来。现在想想科举制度为什么被历代统治者津津乐道呢，其间自有它的好处。首先这种自私自利性大大减少，大家都可以通过考试及第。从中央到地方都采用这种逐级考试的方法。科举制的逐级考试分为小试，乡试，部试，到最高由皇帝主持的殿试。由此，天下有学识的贫寒学子都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出仕做官，参与政事。这种选拔制度着实为皇帝选拔了不少能人贤才。余秋雨先生曾在《十万进士》一文中讲到，历朝历代共选拔出十万名以上的进士，可以开出一系列的人才名单来。天下文人更是以此作为人生目标，帝王也会高兴不已。
这种制度看似极好，也被西方传教士传播到海外，但是这样看毕竟太肤浅，太过表面化了。人人为仕途读书，思想空间大部分被功利心占据。十年寒窗的日子太复杂，但目标却很简单：不考个功名绝不会来。离家之后开始了漫漫长路。古人有一种说法，意思是五十岁能考上进士，那也是很年轻的年龄。这种选拔的苛刻，要求之严格远比考清华大学难。通常每三年只会选出进士几十人，最多的一次不过五六百人，所以大部分的考生只会名落孙山。看见昔日的邻居及第登科，想想江东父老，想想自己也有可能像今日的邻居一样金榜题名，决定等上三年再来一把。不想结果与前次毫无区别，自己安慰一下后又下定决心等上三年，自卑，羡慕，嫉妒也就变得越演越烈了，与文学的本质也变得格格不入，矛盾起来。在一次次失望与希望中考下来，垂垂老矣的身体带着美梦客死他乡。
再来看看考中的文人，风光无限，多数人是为了光宗耀祖荣华富贵，很少有能想到自己人格价值的。唐代诗人孟郊在《登科后》中写到“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这样一种排场有谁不为之心动呢。各种宴会接踵而来，观花会，看戏曲，还要在大雁塔下提笔写诗。与前些日寒窗苦读的窘迫生活反差之大令人咋舌。大大的闹腾了一阵，诗文辞赋早已抛到脑后，满眼飘着的全是荣誉。腰板挺的也直了许多，说话也硬气起来。范进就是这些人的集中体现。昔日的邻居说话的语气恭敬了许多，连一向打骂他的老丈人也贱声贱气献媚起来。
金榜题名的举子有一种终于打赢了翻身仗的感觉，可以扬眉吐气了。历史上有一个叫王泠然的人，中进士后给一位做高官的朋友写信，言语无赖气十足。他意思是说：我现在已经考取功名，现在有两件事请你帮忙。第一是，我需要一个女人，希望在今年内实现。第二是，想在明年内有一个官职。你若为我办成这两件事，我将感恩戴德。你如不办也没关系。我现在已经及第登科，授予官职是早晚的事。难保那一天我与你在同一个大殿碰面，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白眼的。他的怨气太重，十年寒窗扭曲了他的人格，像他这样的人会在少数吗？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过去了做什么事都是对的，这位虽然没有被授予官职的王泠然就霸气十足。
历历代代传下来，考功名与升官发财勾连的很紧密。大肆盘剥，历史上有一位知府，调迁之时给他运送财务的船就排了十几里。文人士子为了功名，平时只注重诗赋的学习，而其它方面却很少涉及。一直有八股取士之说，骈文成了最正统的文章。由于考生对待文学的目的不纯，难免文章辞赋平平淡淡，写出来的文章不乏有凑字之嫌。纵观历史有名的诗词有多少是掺杂这种功利心呢。文化人的人格构建就被这种科举制度浸染的势利了，功利了。后来，一些当权者更是抓住了读书人的这种心理，公开卖官鬻爵，那个很讨人厌的西太后也说，想做官花钱买。这就是流行一时的捐官。
在种种丑陋的行径之下加之历史特殊时期，这种在风雨中摇曳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封建科举制度，于1905年倾塌。1901年张之洞首先上书慈禧太后“四境环视，启容我待”，若不立即废除这种制度，若不立即建立新式学校，中国将无路可走。由于洋务派运动者反复向慈禧太后上书，终于在1904年的最后一场科举后废止了科举制度。由此而来有关它的一切弊病就随着倾塌的灰尘荡然无存了。但又有一个问题摆在眼前，是什么原因能使它在风雨中飘摇一千三百多年。中国的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管理一个国家就需要很多官员。如果没有一个让全国人都为之热心的选举制度，一个庞大的官员更迭系统将无法维持。在这种情况下科举制度无疑可以作为最好的选择。但因为时间太长，压抑的中国文人过于痴狂，为之疯癫，甚至为之泯灭人性，为之巧取豪夺。科举就等于光宗耀祖，升官发财。人格意义上的建筑已经倒塌。终于一批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们觉悟，提出废除这种制度。于是文人回归于真正的文人，文人的人格从一种流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制度中被解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