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正亦邪说宝玉

作家刘心武讲贾宝玉是个亦正亦邪的“边缘人物”，以红楼梦中正邪气寓人为证。又说，作为宝玉，不但他自己是这样，在他交往的，欣赏的，也尽是如此人物。有同病相怜，或者惺惺相惜的意思。
其实亦正亦邪并不是贾宝玉所独有的个性。可以说，凡是经典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大都“亦正亦邪”。有的正气多些，是有缺陷的英雄；有的邪气为主，是有优点的坏蛋。反面那些高大全的正面人物和一无是处的反面人物倒让人觉得过于脸谱化，觉得不实。究其原因，是人性的复杂。也就是说，现实社会中的人，也根本就是这样，没有百分之百的“好人”和百分之百的“恶人”。优秀的文学作品正是对此作出了正确的反映而已。
拿并列的名著来看：水泊梁山的英雄好像个个都有缺陷，但个个都可敬可爱。孙悟空、猪八戒一个急猴，一个懒猪，倒比没缺陷的沙和尚有人缘的多。鲁迅曾说，《三国演义》中，极写一个奸诈无仁的曹操，倒让人觉得像个大英雄；极写出一个仁厚君主的刘备，倒让人觉得近于“伪”，极写诸葛亮的“智”，倒让人觉得有些像妖怪了。
通俗文学也这样。梁羽生的武侠善恶分明，正邪不两立，就不如金庸的作品更受欢迎，金庸作品就写了若干个亦正亦邪的“边缘人物”。
这在于外国文学也这样的。人性的复杂没有国界，没有时空的差别。
为什么会出现人性的复杂多样？笔者有个斗胆的猜测，是源于“个性与群体的矛盾及调和的关系”。
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是依存的，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矛盾对立的。为了整体，势必要束缚个体的个性，因为没有整体，个体又没办法存在；但过于的只强调整体，忽略个性，个体也就没有了意义。
中国古代的先贤，想过一些办法。制定了一些规则，想解决其中的矛盾。法家的法和儒家的仁，在人性的角度来说，都在控制个性，而达到一个整体的“国家大治”，从而也保证了个体的生存。而另一种思想“道家”则是想从最大程度上尊重人的个性出发。所以他们崇尚自然，反对治理。想小国寡民，甚至是一种无政府的自由状态，想在个性充分的情况下，组成一个较为松散的整体。
要索取的多，自然所受的限制也要多。比如说，要吃饭，就要想办法搞米面，想想搞到米面，就想种谷麦，如果自己不愿意受手足劳累，就要想其他的办法，比如用“法、术、势”用“仁义礼教”等等。道家也克制自己，不过他们克制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更大的自由。少索取，不竞争。最好是可以餐风饮露，御风而行。最高的境界是，神游天地，真正逍遥。
不仅仅是中国的道，还有外来的佛，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不同的是道的理想在今生能够成仙，佛的理想在于来世能够成佛。但无论是道还是佛，他们的绝对的个性自由，只能存在于精神想像中，现实里永远无法达到。根本上来说，人的肉体客观实在的，也是不自由的，由于这个累赘，道佛的理想也永远无法实现。所以他们对于肉体都很鄙薄，甚至是仇视。
应当说，爱个性的自由，是人的天分。因为一个个体要想证明它的存在，只有用它的存在来最大程度影响的时空，或者只是想不受时空环境的限制。而环境的整体和个体之间毕竟又已经存在了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在这期间，有人选择了向环境妥协，被人们认为是符合的“正道”，有人选择了改变环境，这些一开始时被人们认为是“邪”，当环境已经在他们的控制下稳定的时候，他们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正道”了。只有一种人，他们无力改变环境，又不愿意向环境妥协。他们一边抗争，而又的确无法改变，就成了“亦正亦邪”的边缘人物。
这些边缘人物，离尘世环境近些，也始终不能是人世的中心主流，只好做落魄诗人，做优伶名伎，即便不小心做了皇帝，也只是不务正业，不专帝业，却偏爱于金石书画。离尘世远些，就隐逸谈玄，或为僧为道了。这些人，在思想上，往往选择僧、或者道，只是因为这两种教义能最大程度上，给他们以个性上的自由，一种边缘游荡的自由生存状态。他们不愿意向环境妥协，也无力去对抗环境。只能做一个边缘化人物了。
红楼梦一部大书，以僧道始，以僧道终，也许正是作者这种思想的表达。时面的主人公也应当做了他的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