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做作

做作不同于矫情，做作只能是矫情的一个方面。矫情是一种天性使然，而做作仅仅是为了求得一份广告效应——我们自然无法全盘否定了所有的广告。似乎做作也与洋人有很大的关系，上海殖民的时间算是较长的，以至于成了大陆地区做作的代表。好像是张抗抗写过一本《作女》的小说，那里面的章节标题就挺做作的，名符其实！
做作的目的是为了得到超预期的肯定。这如同兴奋剂，寻常人用了它，仅能得到暂时的镜中月水中花，就算是体格优质的运动员，最终也不过是虚拟的提高一次不算数成绩。反正做作不管你使用的对或者错，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做作有一时的快意，但或许是终身的遗憾。这犹如吸毒者，即使你发愿诅咒再不沾染毒品，但你做作的印记已经深入人心。待到某日你难得的真心诚意一会，别人也会觉得你是在耐心的撒谎。
如果说这样还难以理解，我们尝试给做作用一两个词语来做个注脚。可能“绅士”和“淑女”能过胜任，这两个词足可为做作进行尽善尽美的诠释。绅士只不过是耐心的狼，而淑女也就是耐心的等待狼上自己的套而努力维持状态而已，或许淑女的耐心还不及这只狼。绅士淑女的这个耐心的过程就是做作的体现。
矫情的人均布平和，哪里都有，而且成败对半，算是中性词句。但如果要给做作进行一个区域划分，当仁不让要以南北为界。这也难怪国人在论及婚嫁，不论是谁，个个都要首先做一回地理学家，询问对方“你是哪里人？”我自身有过一次亲身经历，女子相问：“汝何方人士？”我矫揉做作以“南方人”含糊为答。这个答案似乎可以算作南方人较为做作的一个代表。如果是一个北方人被问及是哪里人，他大概会有瞬间细致到告诉对面那女子自家门牌号码的可能。
南人感性，北人豪爽，这与地理风水有关，造就出来举止言行习性不同，以显得南人矫揉甚于北人——您看，我开始推卸责任，认为做作只不过是感性思维的升华或者是变异了。其实这都是牵强的说辞。做作看时间分场合，尽管大部分矫揉不看时间不分场合。如果一个女子手拿红酒杯，醉意微醺，给男人一个矫揉的眼神，拉开一点点距离，这倒是合适时间合适地点的成功做作。可我也见过许多本不善饮酒的山东人，强着不能丢其地界的脸面，饭局迟到，上桌定要代表山东人自罚三杯——国人最爱做代表，当场倒下。没这气概偏偏要行其事，这就是做作的代价。
其实这也能看出，做作有时候是不得已而为之，故习陋归导致这个结果，所以做作绝对与时尚无关，它总是追随在时尚的背后，延袭着过往的习惯、规矩，并为之放大扩张，如同漫画的效果。做作太小儿科了，都是在刻意成就想要得到的结果——如果某人一生一世都刻意的过活，那不叫做作，那是矫情，矫情不是坏事，凡事难得的是一辈子，如果做作一辈子，那则变成了习惯，习惯成自然，反倒不是做作了。就如同那端红酒杯的女子，如果一直矫揉的拉开距离，醉眼迷离却没有下文，那么当朝皇帝给文强情妇颁发的“三八红旗手”估计得拱手相让了。
说白了，做作最大的危害就是瞬时性，局部的，短促的，不能持久。与一女子吃饭，对方就餐斯文如同梁实秋《女人》里的描写。（我真怀疑她是不是出门前看过那篇文章的）可我一两个幽默笑话，令得其哈哈大笑，只怪我视力太好，居然能看到其牙缝里的菜叶。这还不如开始就五大三粗一番，自承吃相不佳，给我一个心理预期，结局比时下要好许多。
但凡人事，贵在持之以恒，做作只不过是一直重复着气馁的循环。按一般的理论，一个把气馁当成习惯的人想必无法成大器。做作确实是个坏习惯——把这个坏习惯养延续到每一秒钟，反倒成了好习惯。做作的人大多是半吊子，比如自认为看了几本张爱玲小说便自觉也可以成为作家；读得通一篇英文散篇，就说自己通晓《莎士比亚全集》；阅一遍《红楼梦》之后可以把自己阅读量超过四库全书——反正任何书都比不上《红楼梦》。所以在此我又不禁要再次承担着得罪深圳张志城兄的风险，精确一下做作的群体，我个人认为南方的文艺中青年乃是做作的主体，而这个群体的基地必然在上海。
最后，我发现我写此文就很做作的，搜肠刮肚，延续数日，如同便秘也没写出几行文字，为了凑数《论矫情》的姊妹篇，只得如此明显的做作一回，算是自我惩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