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七十年代的小学

时时想起我的小学。
村里的学校是小学和初中在一起的，老师大部分是本村的，就是现在所说的民办教师。我的班主任万老师（后来从水里救了我的本家姐姐，成了我的本家姐夫）很年轻，除了教我们语文算术，腼腆的他还红着脸教我们唱《万泉河水》。他的算盘教的也好，我们班的六个同学，还到乡里的大会上表演了呢，表演完说了几句顺口溜：“小算盘，一尺三，革命重担挑在肩......”把个算盘拨拉的溜溜的，两年后，知道的亲戚还在说我在乡里表演的事儿呢。
还有几个是上边派来的公立教师，他们吃派饭，一天一家，每一家对这天都很重视，早上，妈妈们会让孩子端碗黄豆等卖豆腐的过来换来豆腐，没有豆腐的，也把换盐换煤油的鸡蛋拿出来。饭快做好时，就派孩子们去学校叫老师了，这时，往往不是一家的孩子叫，而是和左邻右舍的一群孩子飞奔到学校，看两眼老师批的作业，然后，保镖似的，跟着老师，雄赳赳气昂昂的回家了。吃过百家饭，老师知道乡里人实在，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好东西都拿出来了，所以，老师常常会把菜剩下些，让那些孩子们也过过瘾。
那时候没有什么素质教育义务教育之说，奇怪的是，尽管我们家里都很穷，但我的同龄人没有一个不上学的，更没有因为贫穷有孩子失学的，到年龄就上学好像是天经地义的，每个家庭都有好几个孩子上学，我上学的时候，我的两个姐姐也都在村里读书。我们村西头的那两个傻子，在老师问他几岁时，他只会哭着说：“我三岁了。”我们学习《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时候，老师让他写1，2，3，即使这样，他也坚持到四年级，我们搬进崭新的校舍，明亮的瓦房，他们没有再去。
记得学校有两个教室是土坯瓦房，其它的教室是土坯草房。教室里讲桌是一张高年级的二人课桌，很旧了，我们的“桌子”是搭起来的长条木板，凳子是我们搬去的，四四方方的一个校园，三面是教室和老师办公室，北面是一个诺大的土台子，这个土台子是学校开会发布消息的地方，偶尔村里的批斗会也在这里。校园里种了好多桐树，桐花开了的时候，满校园都是香。
上学时，父亲给我买了一个文具盒，一支铅笔，一个算盘，姐姐的旧书包，这是家里给我备齐的东西。书本都是学校发的，没听说过上学要交钱，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这些都是要花钱的。直到我们上了三年级，我们有了劳动课才知道，学校有村里划拨的土地，学生们的劳动课就是侍弄庄家，主要是烟叶，我们那里的烟叶很棒，传说中的烟王就在我们乡，刚从烟炕里取出的烟叶，颜色金黄，喷香喷香（习惯了这种烟香，长大后走出去，看人说什么好香烟，一闻就知道差远了去了），卖了钱换来我们的课本和作业本。
乡里孩子从小就帮家里干活，也习惯了劳动，在上劳动课时都很拼命，都想表现自己，当时在学期评奖时有一个“劳动模范”奖，这是成绩差的同学的希望。所以，在学期末，成绩好的、成绩差的大部分同学都能载誉而归。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典礼上，从校长手里接过一张又一张的奖状，拿回家后，识字不多的父亲结结巴巴一张又一张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完，然后看父亲亲手（他从来不让我们插手，好像我们的责任就是把奖状领回来）把奖状认认真真地贴在屋子两边。
那时候学校还有一件经常做的事，就是开会，想不起来为什么要开那么多的会，但是印象中每隔一段时间都有。大会期间要有每班发言，我们一年级时，老师给我一张纸，要我背下来上边的四句话：“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毛主席的话儿句句听。从小立下革命志，长大要当工农兵。”我不知道老师要我干什么，等老师问我会背了没有，我说会了。谁知第二天开大会，大会的主持人是伯伯家的二哥，在宣布各班发言人名单时，生生把我们不相连班级的三姐妹放到了一起。两个姐姐的发言都很棒，掌声很热烈，尤其是二姐，从小在县里就是“学毛选”典型。在她们后面我压力很大，个子小，那个土台子怎么也爬不上去（丢人现眼，平时玩儿的时候可是一窜就上了的）。二哥看我狼狈，一把把我抱上去了。在话筒前，我怎么也张不开嘴，蚊子似的哼哼完了，就匆忙往下跑，二哥怕我摔了，又把我抱下去了。阵阵的哄笑声让我发誓再也不在众人面前丢脸了。
学校的文化生活也搞的很热火。有学校的宣传队，班里的宣传队。我被选到学校宣传队后，既害怕又高兴，怕自己不敢上台，也高兴自己选上了。当时学校排演《沙家浜》，我和一个高年级的叫环妮儿的演护士，现在记得的台词只有两句：“小王，来换药。”“我不换！”那时我确实胆儿很小，跟着学会了，但就是登不得大堂，等上台时，死活不上，都是环妮儿上，后来环妮儿被县剧团选走，我好懊恼自己呢。
四年级时学校搬到村西头，青砖瓦房，双人课桌。两年后，告别家乡，外出求学，为稻粱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