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掉帽子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国家开始了伟大意义的转折，清理冤假错案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劳改队内好些人逐渐平反。那一年元旦，邓小平访问美国，回来后，宣布除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人外，对大多数份子予以摘掉帽子。为此，苗溪茶场专门开大会。这次大会上，我摘掉帽子。发给我摘帽通知书的人，恰恰是那位指导员，然而，他的眼睛并没有瞎。我很想问他，“你不是说谁摘掉我帽子除非瞎了眼睛吗？”然而，我没有敢多事，没有去问。这时，我成了无帽就业人员。
摘掉帽子后，对于我们的管理放松了一些。我的一生，总是在不断思考探索的一生。原来，只想为国为民轰轰烈烈去死。文化大革命后，形成了系统的思想，就不再想死。我总想将我的思想记录下来，虽然不能正式出版，但若能写下来，让后人知道，也就不枉活了一生。在没有摘帽前，不敢动笔，当时随时都可能对我们检查，就只能将一些思想观点存于脑子里。摘掉帽子后，我想动笔了。虽然被干部发现，可能也有危险，但我尽力不让他们发现，还是较容易做到的。于是，我决定写一本书，书名叫作《哲学探讨》。此书表达我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看法。我给自己规定了任务。在每天十个小时强体力劳动之后，规定每天写三千字。有时在矮凳上写，有时在阴暗的灯光下写，有时下午写，有时半夜起来写，写着写着，眼睛睁不末，字写来东倒西歪，养一会儿神，又继续写。从七八年，到八二年，大约花了四年时间，一本五十章、二百余万字的书终于写出来。
稿件完成后，我不知如何处理这本书。想去想来，只有冒着危险，将书稿寄出去，找个地方保存。然而，我知道，这种书，任何地方，都不会保存，我最后想到，将书交给管理意识形态的最高机关，中共中央宣传部。我选了七篇文章，每月寄给他们一篇，共寄了七个月。开始的几篇，人家根本不理。最后两篇，他们似乎感觉过意不去，就给我回了一个信。信的内容是极其敷衍的。他们说，若探讨问题，就找有关单位，若要出版，就找出版社，并将最后两篇文章与我退了回来。我认为，这已是十分开明。中国这些年，只允许一种声音，是不许探讨问题的。没有打我的棍子，没有戴帽子，就很不错。我寄信给他们，就是想试一下，中央有言论方面的政策，是否有些放松。这种情况下，我将《哲学探讨》的纲要，寄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他们也给了回信。他们说，我所探讨的问题是有待以后研究解决的。若要出版，就找出版社。另外，可找省的有关部门探讨。我又将中央寄回的文章和纲要寄给了四川省委宣传部，他们将信和文章退到我们队上。
过去的日子，就业人员不说写文章，就是写信，也得经过审查，写文章出去，这是劳改单位最大忌讳。以前若有这种行动，这些文章和信，都将作为反革命证据，轻则批斗，重则加刑。这一次很明显，上面给队部打了招呼，处理这事十分低调。指导员将我叫去，将两篇文章退还给我。他说文章中有些观点是错误的。例如说干部随心所欲，就不是事实。每个干部都按国家政策做，谁能随心所欲？但是，这次没说我向外写文章不对，只是要我以后，必须弄清事实真象才能写。几十年都在文字狱中过的我，感到这是最开明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