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老人

一
他是一个普通的农村老人。说他普通，不仅仅是因为他住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更因为他只享受着普通农民的养老基金。谁会想到，他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12兵团20军59师175团炮兵连老战士，先后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三次负伤，三次立功，因病退伍。他就是东营市垦利县永安镇十八村的杨文阁。
走进院子时，我们的心里有一种涩涩的感觉：泥瓦房，已经很旧了，三层砖基已变得分不清是砖还是土，泥墙上经过多年雨水的冲刷也有一道道深沟了，北边的墙已经歪斜了，被两座砖垛子顶倚着。屋子里很暗，一位老人躺在土炕上，见我们进屋，艰难地爬起来，虽是病态，可腰杆挺挺的，一看就知道是“当兵的出身”。老人就是杨文阁，82岁高龄了。
“我没有什么可宣传的。”得知我们的来意，杨文阁谦虚地说，“我就是一个老兵，一个一直活到现在，有儿有女，孙男嫡女，有了一大家子人家的老兵。比起我那些牺牲的战友，我知足啊！”说到这里，老人陷入了沉思中，一定是在回忆过去的烽烟战火，也许是在思念牺牲的战友。
经过我们再三请求，杨文阁老人从一个老式木匣子里取出一张退伍军人登记表和一本退伍证。登记表上赫然写着：杨文阁，男，山东省垦利县十八村人；1948年11月入伍，所在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12兵团20军59师175团炮兵连；1950年6月入党，党内职务：小组长、支委。参加过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宁苏杭战役、抗美援朝二次战役、五次战役，腿部三次负伤，先后荣立三等功两次，四等功一次，1954年在浙江军区培训团学习，因肺结核病退伍。
“这么些年了，我还是第一次给别人看这些东西——”老人打开了封存已久的记忆：
1948年11月，读过五年边区小学的杨文阁19岁了，响应“参加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同本村的王福增、宫培华连同当时垦利县永安一带400余名青年一起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部分配到第三野战军12兵团20军59师175团，杨文阁在炮兵连。他们是从渤海抗日根据地革命老区走出来的，从1941年就开始接受党的教育，自然是个个意志顽强，英勇善战。
“解放战争时，我们没有受多大的罪，吃得饱，穿得暖，弹药也充足。”杨文阁老人说，“我们有几百万的支前大军，战场上，哪个战士受了伤，担架队马上就把他抬下去，到后方医院里，个个比亲人还亲。打起仗来，敌人在逃跑，我们在后面猛追，真就是秋风扫落叶。”谈到解放战争，杨文阁充满了自豪和欣慰。
“要说受罪，还就是抗美援朝，那罪受得——”老人说不下去了，眼里含了泪花，“入朝时，我们没有棉衣服，打仗时都是把棉被用一条绳子捆在身上，几乎没有什么支前队伍，如果受了伤，只能自己下战场，寻找后方医院——”

二
杨文阁讲起了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故事——
我们第三野战军12兵团20军59师在解放完苏州、杭州、宁波以后，奉命调回上海担任警卫部队，我们从1950年3月就开始在黄浦江里学习游泳，虽然天还很冷，但我们斗志高昂，因为我们都知道要解放台湾，我们将是先头部队。
可谁料到，解放台湾的战斗还没开始，美帝国主义就开始侵犯朝鲜，还派飞机轰炸我们的东北。党中央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我们20军终于在50年10月入朝，入朝前，大家纷纷下定决心，不把美国鬼子赶出朝鲜，把朝鲜人民全部解放，坚决不下战场。
二次战役的时候，我在长尾虎（音名）一带的战斗中，腿部负了重伤，排长命令我下战场，可是我发自内心地说：“排长，朝鲜人民还没有解放，祖国人民交给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怎么能下战场呢？”排长厉声说：“这是命令！你看我们根本就支前队伍，大家要战斗，谁也没有时间照顾伤员。你必须下战场，自己翻过那座山，朝西北方向去找咱们的后方医院！”
我忍着眼泪下了战场，自己拄着两根用木棍绑成的拐艰难地向战场西北的一座不知名的山爬去。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念在祖国的日子，那时即使是打仗，我们的后面是比正规部队多出几倍的支前大军，伤员能立刻得到救治。现在，远在异国他乡，受了伤，只能自己找寻后方医院——想到这些，看了看四周没有人，我放声大哭起来。
哭过以后，天已经快黑了，我披起被子，从旁边一个美国鬼子的死尸上扒下他的皮靴穿在自己的脚上，还解下了美国鬼子的皮腰带，扎系好被子，艰难地向山顶爬去。也就是三四百米高的一座小山，我却爬了半天的时间，到山顶时已是接近半夜了。
满山除了松树就是白雪，虽说已经半夜，还真就能看见东西。我看到一个和我差不多打扮的人影就在不远处的树林里，就大喝一声：“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是干什么的？”
对方也发现了我，听了我的话，竟哭出了声：“可遇到亲人了！”
我知道，一定遇到自己的同志了。我们两人向对方爬去。竟然是永安十七村的张东运，我们的家距离不到十里路，同时参的军，还在同一个团。那年我们都22岁了，可两个大小伙子却抱在一起大声地哭。
相拥大哭一场后，我们发现身边不远处有一根粗粗的包皮线，这下子，悲痛没有了，因为我们知道，有包皮线就有通往后方的路。可再仔细看，包皮线竟然顺着一道悬崖而下。于是我对张东运说：“我先顺着包皮线下去，要是我没摔死，到了下边就摇摇线，你再下。要是你试不出线摇，那我就是摔死了，你就从别的地方下山。记住找到后方医院后给我做个证明，我是牺牲的，别让人家说我是逃兵或者被俘虏了。”
我抱了拼一拼的念头，用被子包了包皮线，顺着就滑了下去。也该我不死，还就真的着了地。虽说是又摔了一下子，腿上的伤更痛了，但我还是很高兴，赶紧摇摇包皮线，给张东运发了消息。
经过了千辛万苦，我们终于找到了部队后方医院。可到了医院，医生让我截肢，还说和我一样受伤的同志都截肢了。我不干，我才22岁，以后的路还长着啊，把腿给截了，以后咋办？!我坚决赖着不截肢，还落了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看到其他同志推进手术室前还是四肢健全，出来后却是缺胳膊少腿，大家都无声地哭泣着。
一个星期后，我的伤口化脓化得厉害，医生却没有再来动员我截肢，我还很纳闷。
就在我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