倔官

倔官其实不倔，人挺灵活的，唯其对人生的执着与淡泊近乎迂、近乎痴而称之。
他姓高，名作火。在罗田，人们戏称他为“火县长”。他对这个称呼挺满意，不求做官有火，但求对工作对人民有着火一般的热情。因此，在百家姓里又多了一姓。到后来，许多半生不熟的人不知道他是姓高。
火县长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受到父母的教育是：人活在这个社会上，不论做什么事都要讲良心。这个最朴素的理念，成为他做人做官的准则。
1982年，他作为翻译派去援外。在扎伊尔那个颇具异国风情的地方，面对红灯区身材高挑具有曲线美的黑人姑娘的诱惑，不少同行者被遣送回国。而他尽管皮肤也黑，可心里却是透明透亮的，他知道他的结发之妻正带着两个孩子等着他完璧归赵，坚守着自己，坚强的理性战胜着洪荒时代荒唐的欲望，他，冰清玉洁般地回到了自己的家园。
鉴于他的表现，组织上先是安排他担任教委副主任，后不久调任组织部副部长。下乡、住点、一年四季在外面跑，很少顾及家里的事，屋里连个像样的饭桌也没有。一次，爱人吵不过，他拉着板车到林业局买一筒木料。那时，我在那里住，帮他选了一筒，他给了25块钱，我说我家在大山上，算是我送给他的。他拗不过，走了，大年初一的清早，他和爱人俩专程到我家拜年，用红纸包着两支人参，说是给我老娘补补身子，我无法拒绝。我知道，他这样做是不愿欠人家的情。
当了副县长，要是有的人，带了纱帽歪了脸，可他还是和原来一个样。政府分工他管城建，一辆自行车，一顶麦草帽，从东门冲到西门，从北面转到南面。规划、拆迁、打桩、放线、铺路面、挖下水道，晴天一身灰，下雨一身泥，和工人们滚打在一起。为了扩街，至今还留传着高作火与朱寿儒吵架的故事。一次，扩宽教委与体委之间的街道，体委主任朱寿儒说高作火是褊袒教委，高作火怄不过，顺口溜出了一句：放你妈的狗屁。朱寿儒呢？也不是怕人的人，那声音还大些，放你妈的狗屁！两人为了移一根电线杆开了一次骂娘大会。现在，朱寿儒已经退了休，总说，高作火是个好干部，当时骂我的娘也是为了工作，为了罗田的建设。每每提及此事，他总是感到后悔。罗田的城镇建设在他手中，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局面，不仅使罗家大垸变成了一座秀丽的山城，而且使整个罗田的集镇建设呈现了一种大发展的势头。上级领导也算慧眼识珠，拟任他担任县委副书记，分工他管组织。可是，事不凑巧，偏偏摊上这时政府换届，在他不是候选人的情况下，全体代表一致推举他继续担任副县长，并以满票当选。领导找他谈话，老高，你是否考虑把副县长的职务辞掉？尽管副书记、副县长都是副职，但在使用上还是有区别的。换了别人，便是连声好好好。可他一句话：那我不辞！头也不掉，走了。他觉得他那样做对不起罗田的人民，副县长这个岗位更合适。选举结束，在县委招待所3栋的那个大餐厅里，他把一大海碗酒高高地举过头顶，感谢罗田，感谢罗田父老乡亲对我的信任，我高作火就是死在这里也心甘情愿。来，干！那一夜，250名人大代表都醉了。走出招待所，人们说，当官不在大小，要当到这个份上才有味。
在别人没有凳坐，而他一个人占有两个凳的情况下，无疑犯了官场的忌讳，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然是不要命地搞工作。城建、交通、土地、卫生、公安、监察一揽子事都在他身上，开完政府的会，又赶县委的会，进城，把报告夹在腋窝里，有空自己动手；下乡把旧衣服装在提包里，顺便带给贫困人家。东门防洪，他打着赤脚驮沙袋，街道拆迁，他第一个爬上楼顶，搞计划生育，在人家草树檐下坐到半夜，追捕罪犯，他和公安干警一道出征，他带着一种神圣的感觉在副县长的岗位上工作了326天。罗田人民多么希望他能在这里干上一辈子啊，可是，苍天也有失算的时候。
一纸调令，他走了。
走的那天，天下着大雨，他泪雨滂沱，我泪雨滂沱，罗田的父老乡亲一声叹息，那门前的池塘盛满了一种无言的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