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不可取

近来，任性这个词在坊间使用频率超高，使用者似多有得意与感佩之情势。这使我想起了我人生中的几次任性经历，可事后回过头来看，那全都是教训。现在特写下来以飨读者诸君：
1966年冬天，初中生的我和班里另5名同学自由组合成一支名为“先锋战斗队”的串联队伍，我们6个同学年龄在13岁至15岁之间，若是现在的初中生可能这个年龄段很多都个子起码1米6上了，可我那时身高不到1米5，其他几个同学有的身高也和我差不多，最高的也超不过1米6。就是这样一个阵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们戴着“红卫兵”袖章，每人身背一个大背包，打着一面印有“先锋战斗队”字样的红旗，学习红军长征精神，开始了我们的徒步串联之旅。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省城武汉，出发前也不知道我们所在的公安县郑公中学距离省城武汉有多远，需要几天能走到。记忆中，1966年的那个冬天特别寒冷，大雪一直下个不停（我们从学校走到武汉足足用了10天时间，这10天全是行进在冰雪路上），路上的积雪都被踩踏成了冰，人走一路摔一路，反正穿着厚实的棉衣摔得也不疼，印象最深的是那天我们走在沙市街上时，一女工提着一保温瓶一下子被滑摔倒了，保温瓶摔得粉碎不说，因为被踩踏成的冰冻路面如光滑的玻璃一样实在太滑，她甚至爬都爬不起来。
在我们夜宿荆州东门的草市接待站的那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们即起床没等到接待站开早饭就出发了，因为我们计划当天的目的地是到达潜江县城，而行程是120华里，计划着清晨走15华里后就可以到一个叫打锣厂的接待站正好是吃早饭时间。没曾想，当我们到达打锣厂后，没有现成的饭，接待站得现做，说时间至少需要40分钟，同时，我们打听到，只要再走15里路前面就有一个叫丫角的地方，那里也有接待站。这时，我就给队长建议不要在打锣厂耽误时间，继续往前走到丫角吃早饭也不迟。可是，我的这一建议，不仅队长不同意，其他几位同学也没有一个赞同的，他们全都要等着吃了早饭再走。于是，我任性地说：“那好吧，你们不走，我走，我到前面的丫角等你们”。说完，我就义无反顾地独自继续前行。到了丫角，我一边吃饭，一边等待他们出现。然而，饭后好大一会也没见他们的踪影，一打听，一些大人们说，刚才看见“五七”油田的汽车上有红卫兵打着红旗向潜江方向去了，我预感到我的队友们一定是乘工人叔叔的汽车走了。于是，我只好一个人背着个大背包懊丧地踽踽前行……不知走到一个什么地方，一位骑自行车干部模样的人在我身边停下问我：“小同学，你怎么一个人走啊？”当他得知我和几个同学掉伴的原因后，对我说：“看见你，就像看到了我的儿子，他是受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批接见的红卫兵，现在，他们又串联到内蒙古草原去了……正好，我要到前面去，可以带你一段路”——说着，不由分说，他将我的大背包放在自行车后架上，让我坐在他前面的车杠上。这样一来，他骑不上去了，于是，就请行路人帮忙扶着自行车让他骑上去……当行至一座大桥时，因桥是拱形的，到高处，他踩踏不上去了，又不能自行下车，两人连人带车一下子摔倒在桥上。我们俩爬起来走到桥的下坡处时，又请路人帮忙扶着上车，一会儿他要到达目的地了，就提前喊人帮忙扶自行车，还没等人来扶，我们俩又一下子摔倒了。他告诉我从他带我的地方到那里是22华里。这一天，我从天刚蒙蒙亮出发，一直走到天黑好一会了才好不容易走到了潜江县城的接待站。我到接待站登记时首先就是查询我的队友是不是到了那里，一查，果然不错，他们中午前就到了，现在去看电影了。就这样，因为我的任性，那一天120华里路，只在中间搭乘了22里路的自行车，全都是我一个人步行。其间，我忍受了饥饿、疲劳、孤独与摔痛，可谓教训深刻！
两年后，1968年冬天，17岁的我参军到部队。入伍不久，团政治处王干事来到连队找到我和我谈话，要调我去团宣传队。这或许与我入伍前在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经历和我那时的一幅娃娃长相有关。我没同意去团宣传队。我想的是，我在地方演过节目，到部队还演节目没意思，我要学习军事本领。时隔一年，那位王干事又来到我们连队找我谈话，说什么这次也要调我去团宣传队，我还是不同意。见我不答应，他于是质问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你也不愿意吗？”我回答说，宣传毛泽东思想形式有多样，文艺宣传只是其中的一种，我在连队一样也可以宣传毛泽东思想。就这样我任性着还是没去。其结果是：由于那时批判单纯的军事观点，当兵几年不但没有学到过硬的技术本领，其它也一事无成，我为我的任性又一次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后来得知，顶替我去团宣传队的是工兵四连的一名战士，他去后又被并到师宣传队，后来还有幸去北京观摩了由江青直接负责主导的八个样板戏。若干年后，我都为这一次的任性而懊悔不已：因为，我若去了，不说其它收获，至少热爱音乐的我可以兼学到一门以上器乐技能，我们团宣传队的管弦乐水平相当不错，其中一位安徽老兵的笛子吹得真正是棒极了，那时我也爱好吹笛子，如果去了肯定能成为一个出色的竹笛演奏者。
1988年初，我从当时的一家省直中型矿山企业临时抽调参加组建宜昌地区第一家企业集团的筹建工作，集团建成后我被宜昌方面确定留在宜昌工作，可是这时，我所在的企业领导层中的一些人蓄意对我进行恶意中伤，莫须有地说我投宜昌所好，出卖企业利益，以此为由，执意不放我出山。一向胸怀坦荡正直的我，不能承受这些蓄意歪曲攻击，一气之下，又欲任性谢辞留在宜昌工作，而回到企业去，以此证明我的清白。不过，我在打定主意时，将想法写信告诉了我远在四川的教授舅舅，他回信坚决阻止了我。他要我不要自己要求，一切听任处置。后来，我的企业终于没有拧过宜昌，我被留在了宜昌，并调入机关工作。想想这一次若是再依我的任性得呈，后果将不堪想象，我为之庆幸不已！这要归功于我的教授舅舅，若不是他给我指点迷津，我将遗恨终生。
我人生中的这三次任性经历让我懂得：人不能任性，即不能感性用事；而是要认理，要靠理性做人！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2015年8月14日于品生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