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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前辈姓周,名先进。这名字很有远见。你想啊,1937年是啥年月,他爸爸周老爷子就能给他起一个新社会用来非常进步的名称,而且他祖上也不是革命家、八路军、地下工作者或者知识分子,只是极普通的农民,是被本家名
前辈姓周,名先进。这名字很有远见。你想啊,1937年是啥年月,他爸爸周老爷子就能给他起一个新社会用来非常进步的名称,而且他祖上也不是革命家、八路军、地下工作者或者知识分子,只是极普通的农民,是被本家名人周扒皮剥削的对象。这只能说明,他出生的地方不一般。这是当然的。他老家安徽肥西。肥西肥东,应当是组成省会合肥的依据吧。想想就明白,出生在这样人杰地灵的地方,能早早预备这么个英名一点也不奇怪。
我参加工作到单位的时候,他已经是22级干部。个头不高,鼻子平塌,面相平常,说话笑嘻嘻的,在一个基层单位当主任。由于不在一个单位,只是他去理发室的时候听他和师傅们聊,我才认识他,他也才用一下听不太清楚的安徽普通话说:“哦,来了个小伙子,好好干”,又像其他老领导一样拍拍肩膀,以示重视和关怀。是的,当时来理发室的领导太多了,上到司令下到士兵,领导来了大都要亲切关心一下新面孔,问问你家是那儿的,来这里习惯不习惯,并勉励好好学习,尽快提高。我每每听到首长的关怀都非常激动,并下定决心,一定把工作做好,不辜负任何一位前辈领导的希望。
更多接触是工作6年我到政治处当干事之后。这时的周先辈也从基层调整到机关业务部门,政治处大办公室跟他们的办公室挨墙对门,于是天天能见到。不在一个单位的好处,就是既可以从其他同事的嘴里听到他们科室人的阅历或者简况,还能天天得到所有老一辈的亲切笑容。不像我们的政治处主任,严肃认真,不苟言笑,见了发怵。怪不得兄弟科室的同志们都说,你们搞政治工作的,哪个会笑啊。确实,那时候我也还不会笑呢。
于是知道周前辈1956年入伍,1958年从南京军区通信团调到基地通信团,在北京左家庄集训了一段后就到戈壁滩来。1960年他服役期满就地转为后勤职工,在这里成家,先后有了两个儿子。说起他的成家,具有传奇色彩。1960年刚刚到服务单位之后,单位派他到兰州设立的办事处工作。办事处在兰州永昌路南口上去的山坡上,是基地联系地方政府的窗口。办事处除了联系政府,还接待来往人员、联系地方商业机构采购各类生活物资。周先辈的工作自然与采购物资有关。在兰州这个西北城市里,安徽小伙子周先进梳着小分头,骑着自行车,操着别人一下听不懂的安徽普通话,着实是一个风景。这一风景被住在办事处附近、在一家副食店当售货员的兰州姑娘陈桂菊看到了。一来二去,姑娘的心里就刻上了他的肖像。很快的,他们把被褥往一起一放,成家了。成家后周前辈服从单位通知,带着陈桂菊离开办事处回到戈壁滩,开始了他这一辈子再没挪窝的生活工作。几乎没顾上喘气,1961年大儿子在小城出生,成为当时基地仅有的几个下一代,连司令政委都稀罕地找来看望,说这是事业的希望。那时候还没有家属随军迁移,直到3年之后,才有了家属的陆续迁入,女人孩子渐渐多了起来。
在戈壁小城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环境的恶劣,气温的悬殊,空气的干燥这些都不必说,单是吃水,就是大问题。没有自来水,他们只能在弱水河里去找水。河水干涸的时候,就挖井,冬天就背冰。水的碱性太大,吃了好拉肚,他们就打野生的沙枣吃,那个火性大,能止泻。环境恶劣之外,就是封闭。联接周边世界的只有一条从兰新铁路清水站岔出的一条军用铁路(至今还在)。写信要经过各级领导审查。直到基地组建41年后的1999年,这里才通上了第一条公路。
周前辈的一生,与他的名字大有关系。要不有人总结说,人的名字,就是一个人的指引。假若有个好名字又恰好你的命能服得了的,那一定不得了。这个不用举例,只要想想都知道。小人物的名字,则主要在生活工作方面体现。要不说周前辈祖上英明伟大卓而不凡,主要还是给他的名字好。这名字到解放后,当然最为前卫。先进,正是全社会都追求的目标。对周前辈来说,领导叫他的名字,就是鞭策,就是鼓励;战友喊他,就是向往,就是推动;自己默念,就是自警,就是自励,就是刚刚有点小心思的时候的自我批判。所以,从当战士到当职工,再到后来的当采购员,又被选拔为干部,他就没有一天松懈过。“真先进,不是假先进。”师傅们曾经说的话在每当我见他的时候都能想起来。他老婆也被他带成了老先进。我认识他们夫妻的时候,老陈正在百货公司的自行车组工作。别看是修理带卖自行车的售货员,那可是1980年代之前极其吃香的行当。记得我1980年初想买个自行车,还是找领导要的自行车票。而有票能不能买个好自行车,或者用加重票换个轻便、凤凰换飞鸽换永久,全在那三四个售货员的关系上了。我就是用一个173块的永久加重经一位售货员换了辆当时最贵的飞鸽锰钢,还补给人家8张女拖拉机手呢。
老陈的先进也是很真实的。那年单位进行业务技能比赛,只见她,不到十分钟就把一辆车组装起来,能骑着走了。
其实,除了他们的先进之外,最让人羡慕的,还是他们两口子生活的态度。周科长(后来他被提升为副处级科长)是这样一个人,基本没有跟人红过脸,基本没有跟人有过太大的矛盾。现在看着这样的介绍可能有人不以为然,觉得谁还因为工作跟别人红脸矛盾。可别忘了那个历史时期那个年代。跟他一批的老前辈里,斗争精神旺盛的人多的是。我在政治处时期,已经多少知道些单位人员的山头派系。比如有以处长为首的东北人,以书记为首的河南人。东北人说成是一个山头并不确切,只是处长是辽宁人,跟以书记为首的河南同志搞不到一起,所以这样;有一个副处长是吉林人,但他并不明确地站在处长这一边。这些领导大都是周前辈这个年龄层次的人。河南书记为首到是比较集中,因为单位恰好河南领导在基层到机关各单位都有,他们又历史性地比较团结,这让处长工作比较难,于是处长就联系其他地域的力量进行抗衡。其他地域的人,对于搞帮派山头都不是特别上心。除了一位山西前辈跟处长比较近,其他比如周前辈,还有他的同乡副处长,江苏老花,都只是有那样一个松散的意思,真到关键时候,形不成战斗力。
尤其是周前辈和他的同乡,虽然跟处长是当时通信团的战友,但每到需要他表态的关键时候,他就会放弃“原则”,两边都不得罪。这种没什么“原则”,就是他的原则。后来我问过他单位历史上的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