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记过

批斗以后，我知道，脱不了手，但我并不感觉可怕。我曾经想过轰轰烈烈的死，总算又给了我一次表演机会，这时死也算不了啥。我认定，不管如何处理，都无所谓。反正，我是案板上的肉，人家要如何处理，都只能接受。如果我怕死，人家要杀，我不想死，就不杀我吗？这时，我比反省期中更无所谓，当时还吃不好，睡不好，这时睡得好，吃得好。三个月后，大队决定召开大会，我知道要对我进行处理。我一生中从来没像那天穿着，将衣服穿得整整齐齐，而且穿了一双雪白的胶鞋。
大会开始，管教科的管教干部，对几个中队的运动进行总结。接着宣布对这些反动份子处理。第一个是监狱内的一个医生李某某。我认识这人，其处理是逮捕法办。第二个是我们队上的高某某，也是逮捕法办。第三个就是我，我想也是逮捕法办吧？至于以后判什么罪，将是以后的事。我早有思想准备，所以，我并没感觉害怕。叫到我的名字，我站起来，静静地站着。那干部说我思想反动透顶，本应从严处理，但我能认罪，检讨得较好，予以从轻处理，记大过一次。我几乎想哭。我一生中记过两次大过，一次是鸣放，我记大过一次。这一次记过是第二次。我两次受处分，都是因为思想和言论。我所说的，都涉及国家重大政治思想问题，而且都说我思想反动，问题严重。然而，两次处理，对我都是较为宽大。鸣放时，似乎是学校老师看我人小，从轻处理我。我们学校勒令退学三人，性质都没有我严重。那一次的从轻处理，并没有给我带来好运，因为我分配工作后，延长试用期两年，不久就压缩回家。而这一次，我确实感觉是宽大处理。因为我到苗溪后，看到过像我这种情况，不仅是批斗，最少的一人，加刑八年，最厉害的，还判死刑。我认为，这次宽大，应当感谢那位中队长。若他像苗溪一些干部，总想弄出几个大的反革命集团邀功，进行严刑逼供，我不仅可能会加刑，可能还有杀头的危险。我说的每个问题，都在纲上。我认定，这次宽大，可能是那位中队长见我可怜，没有完全上报材料吧。两次批斗，两次记过，都说明我太无机心。太不懂社会，不懂生活。第一次，我明明看到教师被打成右派，弄来批斗，却在班主任的劝说下鸣放一通，弄得平生不能自拔。第二次，说明我不识人，胡乱与人交往，才有姓韩的检举的事。也怪我平时不检点，才有后来的事。两次宽大，都未能改变我的命运。第一次虽然分了工作，但结果是走向劳改队。如果不宽大，将我勒令回家，或许也会走向劳改队。只是，这次宽大，对我以后平反有些好处。若当时我没分配工作，以后平反也没有工作，就算师范校与我落实，也只能叫重新参加工作，工龄会受到影响。若早回农村，就很有饿死的可能。第二次宽大，并没有使我离开劳改队，我在劳改队共呆了二十一年时间，只是十一年是就业。若当时我没有宽大，加了徒刑，可能后来也同样平反，也还是要二十一年后才离开劳改队。只是，就没有就业时的十一年工资。不过，劳改加刑的人，这部份钱也是补了的。所以，这次宽大，没有改变命运。不过，由于宽大，没使我的思想走向极端，没有因为使我受不住严厉打击而自杀。还因为宽大，我没有被判极重的刑，因为这种罪可说得轻，也可说得重，若当时判我死刑，也就没有命了。这次宽大，总算保住了命，使我从苦难中走过来，使我渐渐成熟。在以后的日子，虽然我对文化革命的疯狂，对于红色恐怖杀人，都有所思考，但我特别小心。不仅不随便将思考对人说，就是晚上睡觉时也特别警惕。我总害怕在睡梦中说错什么话，若再弄我出来进行批斗，就会没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