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弟弟外出去打工

农民离开土地到城里找活干，如今叫“打工”或“农民工”，以区别城市里的工作人员。可是上世纪60年代，农民外出务工则叫“盲流”，外出干活得偷偷摸摸，地方政府在车站、码头围追堵截，被抓住遣返回乡，在外地干活者吊销农村户口。我曾有过一次带弟弟外出打工的惊险经历。
那是1960年5月，我正在北京化工学院读书。有一天我接到在内蒙乌达工作的表哥一封信，信中说：“近来矿区大量招收工人，不知家中是否有人愿来，速告知。”因我弟年幼，不便外出，便把这事放在脑后。
暑假回到家里，我目睹农村的困难生活，社员填不饱肚子还要外出修渠、挖河，我弟弟瘦得皮包骨头。有一天晚上，我们全家人坐在院里聊天，我无意中说起内蒙招收工人的事。我岳母说：“俺村的厚昌、小隋都在内蒙干活，听说生活还不错。”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当时17岁的弟弟一听在内蒙干活有饭吃，便央求父母让我带他去内蒙干活。我妻子觉得弟弟年纪小，外出干活不放心，一个劲地埋怨我岳母多事。可是我弟弟铁了心，软缠硬磨非跟我去内蒙找工作不可。无奈，我只好决定带弟弟外出“打工”。
时间仓促，一两天就得起身。最大的难题是买火车票。当时徐州地区为防止农村劳动力外流，徐州火车站须凭工作证、学生证购买北京方向的火车票。我用学生证只能买一张票，另一张怎么办呢？我急中生智，突然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我去公社找领导，声言我回家时忘了带学生证，请公社开张购买去北京火车票的证明信。我如愿以偿，终于拿到了购票介绍信。我妻子又向亲友借了60元钱路费，连夜准备路上吃的干粮，第二天不明我便带着弟弟踏上艰难的旅程。
我和弟弟一路风尘仆仆地来到徐州汽车站。我要先去母校徐州一中办点事，嘱咐弟弟看好行李，不要随便走动。我办完事回来，一看弟弟身旁的手提包不见了，我心中着急。幸好学生证和介绍信在衣兜里，我转忧为喜，赶紧领着弟弟去火车站买票。一切顺利，我买了两张去北京的火车票，我领着弟弟上了火车。为防止乘警和列车员盘问，我让弟弟戴上我的校徽，座位和我保持一定距离，一再叮咛他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以免露出破绽。
我和弟弟坐了24个小时的火车，终于来到北京永定门车站。下车后我立马买了张去内蒙乌达的火车票（北京火车站购票无限制），便领着弟弟在车站外休息。此时正是后半夜2点钟，我们又饥又渴，我取出干粮，在小摊上买了个心里美萝卜，就着萝卜吃干粮。吃饱后我俩刚躺下休息，一个民警用警棒将我捅醒，口中不停地说：“快点起来，注意安全，看好行李，防止小偷！”我立即爬起，他问我：“干什么的？去那里？”我实话实说：“我在北京读书，送我弟弟去内蒙找我表哥。”他一听马上告诫我：“不要盲目外走，到哪里也不好找工作。”说完，他又巡逻去了。
我送走了弟弟，回到学校，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我深知偷偷带弟弟离开农村去外地私自找工作不合时宜，以为做了错事，一直隐瞒到我离开北京到华北油田工作。
我弟弟一路辛苦到达内蒙乌达煤矿，却已错过招工时间。我表哥还算仗义，他把自己的工作让给弟弟，自己下井采煤。我弟弟在矿上总算有了工作，接着而来的是吃饭问题。弟弟没有户口，粮店不供给粮食，这时表哥一人的饭只好两人吃，没办法他们偷偷去“黑市”买高价粮填饱肚子。
弟弟在内蒙干了一年多，矿区整顿工人队伍，凡无户口的农村“盲流”一律遣返回原籍。这时我表哥力劝我弟弟回家种地，可我弟弟深知农村的苦，任你说破嘴皮，他就是赖着不走。我表哥没办法，只好让弟弟顶他的名字干活，他在在留守队托门子、找关系，整顿风一过，我表哥又恢复了工作，这时他俩才真正在乌达落下脚。
我弟弟忠厚老实，干活卖力，两年后破例转为煤矿正式工人。我弟弟结婚不久将家属迁入乌达矿区，后又调陕西蒲白煤矿工作。他有3个儿子，都是军人。大儿子是某军区团级参谋，仍在服役；二儿子和三儿子复员后在矿区工作。我弟弟现已退休，在矿区安度晚年，如今他们全家11口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