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雕刻的美丽

屈指算来，我爸我妈都已经是80开外的高龄了，作为舞文弄墨的我来说，自然有必要把二老的人生经历来一番总结，不过毕竟是平民百姓，年复一年，也就是过日子而已，说不上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令我思绪万千的是二老的感情经历曲折生姿，很是让我辈仰慕，于是就用一枝笨拙的笔，把我爸我妈的爱情故事作一番盘点，也算是对人间真情的赞美。
上世纪的四十年代末的一个新春，生活在江南农村的父母经过热心媒婆的说合，走到了一起。母亲经常回忆说，大喜的那天，父亲是用一辆破旧的架子车把母亲娶回家的。由于时常挣扎的饥饿线上，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因此父母的婚礼是相当简单的，而且还有点寒酸，据说是村里最不象样的婚礼。没办法，穷人哪里有钱大摆酒宴？放几个炮仗，发几颗糖，请亲朋好友吃一顿饭，婚事就草草收场了。
那年的春天特别寒冷，凛冽的风夹着无穷无尽的大雪一个劲的刮。好在这时解放大军南下长江，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斗地主，分田地，穷人的苦命到了头。不久村里来了几个讲普通话的外地人，在村口贴出了招收工人的通知，整天向人游说到城里当工人的丰厚等遇，讲得头头是道。父母亲刚刚新婚不久，原来就有想到外面世界去闯一闯下的想法，只是当初兵匪一家，世道混乱，怕出去有不测，才迟迟没有动身。这次听说有机会可以到城里去当工人，父母俩人很是高兴，说服了思想保守的爷爷奶奶，夫妻双双果断报名。
经过航船的慢腾腾行进，父母亲告别了熟悉的村庄，来到了浙江省一个叫做嘉兴县的地方。这时候，刚刚解放的这个县城，到处是一片喜庆的气氛。可是父母亲还来不及到街上去看一看热闹的百货公司，就被安排进了一家油厂当学徒，母亲则进了一家缫丝厂做立缫工。俩人到了城里后，才发现原先农民与城里人的差别，于是就积极响应国家关于扫盲的号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业余时间学起了文化知识。白天在工厂拼命干活，晚上就参加各种识字班的学习。回到家里夫妻俩再互相出题目，考对方。很快，父亲凭着聪明和刻苦，成了学习尖子，不但能看书读报，而且还能书写报告、总结，成了文化人。母样也同样不差，在缫丝车间她成了能说会道，会写会唱的活跃人物，工作处处走在前面，成了操作能手和先进生产工作者。
夫妻俩虽说生活在一起，但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他们很少在一起谈及爱情，只是通过彼此之间的关心，默默表达心意。1964年国庆前夕，父亲要上北京出席全国劳模大会，由于行程很急，托裁缝做御寒的冬衣根本就赶不上时间。母亲就从布店里购来棉布，自己动手精心逢制了全套加厚棉大衣、棉裤。我刚刚懂事起，就知道了父母亲之间这则关于爱的轶事。据母亲说，当时离上北京开会只有五天时间，于是就把棉布、棉絮送到多家裁缝店里，可是都被推了出来。因为当时裁缝店少，告知最起码也得10以后才能拿到成品。母亲急中生知，请人裁剪一番后，下班后在家里一针一线为父亲逢制一套合身的御寒棉装。母亲不无自豪地说：“为了完成你爸的这套棉装，我挑灯夜战了三个夜晚，才顺利完成这个重大工程。”从北京回来后，父亲很快就从一线生产岗位被提拨到厂工会主席的职位上，还加入了共产党组织。母亲也由缫丝女工，升迁为车间技术员，专门为质量把关。
这期间，妈妈为了在大跃进的生产比武中，拿出好的成绩向党汇报，主动要求加班加点，这时我的大哥正好2岁，一次发高烧，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母亲因为车间里有急事，匆匆赶了回来。医生为大哥开出了病危通知单，母亲心系质量大业，根本没有想到转院之类，仍然在车间里开会研究提高产质量的方案，等到她办完一应事务，跑到医院的时候，大哥已经进入了太平间。这期间父亲正好出差在外，等他接到电报赶回来，听了整个事件的过程后，本想大发一通脾气，可是当她看到母亲一把一把委屈的泪水后，硬是把满腔的怒火压了下去，反过来安慰母亲不要太过伤心。夫妻之间的理解宽容、情深意长由此可见一斑。
我小时候只记得家里很贫穷，兄弟姐妹多，一日三餐难得有鱼有肉。为了改病善生活，家里养起了鸡鸭。每天父母亲总是早早起来喂鸡放鸭，打扫鸡圈。晚上一下班就抓紧时间为鸭群冲洗饲喂，每天俩人总是忙得满头大汗。之后，再为我们做饭烧菜，只有当一家人吃过饭后，他们俩人才会有说有笑地聊上一阵子。
家时虽然不富裕，但是我们小时候却感到很快活，因为父母之间很恩爱，家时始终洋溢着一种漫馨的氛围。
可是这种和谐美好的家庭气氛，到了文革的时候，就荡然无存了。文革伊始，父亲就被当作资产阶级当权派，靠边站，戴高帽、挨斗批。抄家的人来了一批又一批。在外面受尽冤屈，一回到家里，母亲总是热情有加地对待父亲，让他有春天般的漫暧。母亲还时常陪伴在父亲的身边，要他心胸开阔，坦然面对事实，正是有了母亲无微不止的关怀，父亲才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将息的一段苦难历程。我们全家人都在盼望这场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能早点结束。可是没曾想到，随着运动的深入，母亲也被卷入了这场浩劫。
母亲办事认真较劲，说话比较冲，难免会得罪一些人，因此这些人就瞄准文革运动，大字报一轰，硬是把母亲打成了牛鬼蛇神，说她是资产阶级在工厂的代言人，说她与地富反坏站在一条阵线上，于是母亲好端端的成了一名被批斗的对象，整天低头认罪不说，每天早上还要到厂区大道上扫地，之后再与走资派站在厂门口向工人请罪。母亲实在受不了这种沉重的打击，几次流露出想一死了之的想法，可父亲总是不厌其烦，循循善诱，要她眼光放长，要看到美好的明天，并主动承担了家里的大部分家务事，有几次父亲还亲手代母亲书写“触及灵魂”的深刻检查，以免受肉体之苦。
由于母亲的“认罪”态度较好，而且在生产管理上很有一套办法，一段时间后，厂部出于稳定质量的初衷，把母亲从被批斗的行列中解放出来。这下我们全家都很高兴，我们在热切期盼父亲也能早日得以解放。可是事实却并没有顺着我们的想法运转。随着文革调查人员的深入外调，一份对很不利的报告使父亲的人生再次转入低谷。原来早先在农村的时候，因为家里经济困难，父亲在抗战期间参加过日本人组织的护路队，在铁路边巡路一夜可以吃一口饱饭。想不到这份材料到了极左分子的手里，竟成了父亲“曾参与敌特组织，充当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