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烟

父亲在世时有许多不良的嗜好，喝酒、抽烟，几乎伴随着他的一生。临了也是肺癌夺去了他的生命。他抽烟的历史，用‘相当悠久’来形容，决不是夸张。打有记忆开始，我就经常给他买烟。小镇上有一家刨烟作坊，店里的师傅们将加工好的烟叶一张张叠起来，然后用夹子夹紧，紧得像一段木头。然后用特制的长刨子刨，刨下来的“木屑”就是一丝丝的烟。乡下人把它叫作“黄香头”。五分钱就能买一大包，那时我的个头还没有烟店的柜台高。
父亲把烟丝放进烟锅里，用火刀打击火石，拼发出的火星点燃了纸媒头，再一吹，火就着了。他的动作是那样的麻利纯熟，似乎比划一根火柴还容易。我坐在他的脚边，看着他吞云吐雾，他也变得兴奋起来，给我讲许多故事。劳作一天的疲劳，就随着那缭绕的烟雾一圈一圈的散去。后来有了卷烟，那东西携带方便，不需要再在腰上别根烟竿。渐渐的刨烟店门庭冷落，最后就关帐了。
卷烟花花绿绿的烟标，不断在变换花样，起先那种几分钱一合的“老刀牌”“金字塔”不见了。去而代之的是“勇士”“飞马”价格也翻了五、六倍，一包要好几毛钱。父亲感到有点承受不起，我看到他在拣别人扔下的烟蒂。他又找出了已经很久不用的烟竿，把烟蒂里剥出来的烟丝装进了烟锅，叭嗒叭嗒的抽着。像传染病一样，拣烟蒂的队伍迅速扩大，有些小学生也在拣，他们把剥出来的烟丝慢慢积聚起来，居然可以换回一枝铅笔、一块橡皮。我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不过我不是去买钱，而是不忍看到没有烟抽的父亲，坐立不安的难受样子。抽卷烟的人在逐渐减少，而拣烟蒂的队伍却逐渐庞大，拣到的烟蒂越来越少。后来父亲就只能将干枯了的葵花叶，揉碎了装进烟锅，我似乎感受到我们的生活依然贫穷，并没有好转。
有一阵子，我忽然发现父亲不再抽烟了，人也在一天一天的消瘦，终于到了卧床不起。医生说是肺癌，这无疑是对他判了死刑。一天他的精神似乎好了些，他对母亲说，想抽口烟。我去给他买了包大前门，他看到烟，眼睛忽然亮了起来，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抽过的最好的一包烟了。他抽出一根，放在鼻子上闻了又闻，又放回烟盒，好像舍不得抽。第二天父亲就走了，神色很安祥，那包烟放在他的床头，依然是20支。
以后我们都有了工作，家境也逐渐宽裕。社会的进步也从香烟的不断升级中可以略见一斑。‘勇士’‘飞马’已经退出了柜台，‘大前门’和‘牡丹’的档次也觉得拿不出手了。带过滤嘴的‘云烟’、‘红塔山’受到了青睐。一条红塔山，比一个本科毕业大学生一个月的工资还高。价格虽然不斐，但依然很走俏。不过很多人买来并不是自己抽，而是“送人”的。有一种叫“健脾”的香烟，据说是从香港“倒”进来的，因为它贵，身价高，所以就特有神通。它能使本来严肃的脸变得和颜悦色，使一些本不可能的事，变得可能。也许就是打那个时候起，中国人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反腐创廉道路，这条路比长征走得还要艰难。在这条道路上倒下的干部，也从乡镇一级，逐步向县市级，省、部级蔓延。居然渗透进了政治局，人大常委会。“送”的东西从烟、酒，现金到信用卡，也跟着不断的与时具进。
父亲死后，烟就和我们家无缘了。母亲告诫我们，父亲是抽烟抽死的，不许我们沾烟，因此我们兄弟姊妹中没有一个抽烟的，父亲的烟竿就成了家里的文物。只有在父亲忌日那天才拿出来，放在父亲原来坐的位置上，斟上酒放上一合烟。母亲说：“现在有钱了，给你多烧点，就别再抽那葵花叶了。一个人自己要料理好，别把那屋子抽得乌焦巴黑的。明年清明给你扎一套大一点的房子，是有门卫的，有了钱就别去巴结别人了。孩子们现在都出息了，你也可以放心。我现在大不如前了，看来要不了几年，我就会过去陪你了。”听了母亲的话，我们心里都酸酸的，她似乎还是把希望放在那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