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案』再读随笔（12）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为大理石少卿。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及，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
胄奏；“据法应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
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选自《资治通鉴》
自译；唐太宗因为兵部郎中（管理军事的六品官职）戴胄忠诚廉洁，公平正直，把他提升为大理石少卿。（国家最高审判机关的副职）由于当时有很多入选的人伪造资历，冒充名门，弄虚作假来骗取官职，唐太宗下令叫这些人自首，如有不自首的就要处以死刑。不久，果然查处一个伪造资历的人，唐太宗想把他杀掉。
戴胄说；“按照法律规定，这个人应该判处流刑。”太宗发脾气说；“你这不是想以遵守法律而让我的命令不能执行，失信于全国吗？”戴胄回答：“皇帝的命令有时是出于一时的喜怒，而法律是国家颁布用来取信于天下的，陛下出于痛恨那些伪造资历的选人，一心想把他们杀死是不合适的，我认为应该依法处理为好，这才是抛弃小忿，保留大信的做法。”太宗听后说；“你自然这样坚持法律，我还有什么忧虑的呢！”
戴胄为了坚决依法办事，曾经多次冒犯皇帝的尊严，但他办起事来却头头是道，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像喷涌的泉水一样，他的意见都被唐太宗所采纳，因此，全国没有发生过什么冤案。
自言；在封建社会里，国家就是皇帝一个人的，他的话就是圣旨，谁也无法改变，谁也不能改变。否则，“违抗圣旨”就会遭致全家抄斩，株连九族。本文中的戴胄就不这么做，他认为国家的法律才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也应该遵守国家法律。太宗虽然认为这样做会丧失自己的威信，但要是破坏了国家法律，那全国臣民在思想和行动上就会产生极大的混乱，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还是依照戴胄的意见，确保了国家法律的尊严，使戴胄“法大于令”的做法贯彻下去。
自语；封建社会“金口玉言”的帝王尚能如此“遵纪守法”，下边的高官大臣们就能坚持“法大于令”。现如今还有像戴胄那样的高官大臣们坚决的执行“法大于令”的吗？答案；很少，少之又少。（但也不能说没有）阿意奉承，见风使舵，专门看上级领导的眼色行事的官员们很多，多之甚多。（但也不能说个个都是）
难道不是吗？想当年的那位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接班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当今这个“钱权交配”的社会中，有些官员们早就养成了一种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顺从思想，他们可以不加任何分析的无条件接受上级领导的意见，缺乏主见，没有立场，更谈不上党性。他们充当的只是上级领导的“传话筒”和“邮递员”，比着葫芦画个瓢就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他们不管法，只管令，他们也不执法，光听令。他们如何能跟戴胄的“法大于令”相提并论？他们又如何能让国家的最高决策者说；“卿能执法，朕复何忧！”呢。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于清风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