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草桥惊梦”之后是否为“狗尾续貂”

关于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惊梦”之后的内容是否要存在或应该存在的问题，各家向来都是争论不休，可以说是见仁见智了。有人认为续得好，有人觉得纯属“狗尾续貂”，有的干脆对第五本大团圆结局是否出自王实甫之手提出质疑，金圣叹在西厢记五剧第四本之后批到“于是西厢已毕”，下面又有“何用续？何可续？何能续？”之语。
综合各方面的材料，我认为“惊梦”之后理应续，而且续得合理、合情。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王实甫创作《西厢记》时的社会背景，根据王季思先生的考证，我们仅仅知道王实甫生活的时代“约略和百无咎、冯子贞相当（冯在大德六年曾和鹦鹉曲多首），他主要的活动时期在元成宗大德年间（约公元一二九五——一三零七）”“《西厢记》杂剧大约作于元成宗大德三年至十一年之间”。据此可知，王实甫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时代。蒙古族统治者和汉族封建地主阶级相联合，对各组人民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蒙古统治者对广大知识分子也严加破坏。元代社会有所谓“九儒、十丐”，知识分子处于仅优于乞丐的卑贱地位。隋唐以来，科举考试已成为知识分子的主要出路，而元代开国后长期停止科举，使广大知识分子的地位一落千丈。皇庆延佑年间才开科取士，而考试又对蒙古色目人同汉人南人难易不同，“凡蒙古由科举出身者，授以六品，色目汉人递降一级。”
知识分子由于地位急遽下降，人们对地位得不到改善的书生愈见怜惜，作家们更倾向于赋予“书生们”一个完满的结局。如《琵琶记》中对蔡伯皆形象的塑造。《西厢记》因为在这一时代潮流之列，作者也有理由在笔下赋予知识分子一个美好的结局和前途，在黑暗的现实中给人一点希望之光。
“王西厢最根本的进步意义就在于，它形象地表现了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精神；它告诉人们，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尽管到处是压迫和剥削，但是，人民并没有停止为改变自己的处境，追求幸福生活而进行的反抗斗争，因此，它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它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精神，是通过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问题上与封建礼教的矛盾冲突表现出来的。”因此，赋予二人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能更明确更彻底地表明这种反抗。
其次，从传统戏剧理论及古代观众看戏的审美习惯来看，大团圆的结局设计也是必然。清戏曲家李渔是个很重视舞台实践的戏剧理论家，他的戏剧理论成就之一，就在于能结合舞台实践。根据他的理论，喜剧性的团圆结局几乎是被作为戏剧创作的规律来看待的，他认为戏剧结局必须归结到会合、团聚上，他在《曲话》里《词曲部、格局第六》中的“大收煞”条说“全本收场，名为大收煞；此折之戏，在无包括之痕，而有团圆之趣”。如一部之内，要紧脚色，共有五人；其先东西南北，各自分开，到此必须会合；此理谁不知之。”他又强调“其会合之故，须要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而王实甫在剧尾提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崇高理想，就说明他不打算把全剧写成一个“无端而来，无端而去”的恋爱悲剧，使自己的理想成为一句空洞口号。这样，第五本的团圆结局势在必然。
古代观众看戏，多半是从娱乐出发（其实现在大多也是），着重的是故事情节、热闹场面；关心的是好人的命运和结局，希望看个好下场，是带着主观感情去分享剧中人的哀乐，“他们总希望好人得到好报，恶人要受到惩罚。他们甚至不习惯那种含糊的、象征的或暗示的表现手法，必须当场看得清清楚楚，心里才踏踏实实。”剧作家要迎合观众的这种心理，照顾观众的这种审美习惯，往往在高潮之后来一折比较乐观的结局。《窦娥冤》死后昭雪，《赵氏孤儿》长大报仇，《祝英台》化蝶双飞，《娇红记》鸳鸯比翼……莫不如此。
最后从作者本人的经历和思想来看，“王实甫是一位与“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有着密切关系的戏剧家。”我们从《西厢记》中可以看出他对于生活中恋爱婚姻的悲喜剧有着明确的态度；他赞美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而反对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基础的婚姻。在他看来“有情的”结成婚姻才是美好的，值得赞美的。所以“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这一理想，是对现实的反抗与不满，也是对天下有情人的衷心祝愿，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接受前人在几百年前的祝福呢？
综合以上三点，我认为“草桥惊梦”之后的内容并非多余，更非“狗尾续貂”，而是个不可或缺的美好结局。我们中国传统上也还是崇尚美满结局的：既为剧中人的美好归宿而高兴，也给生活多留点希望的光，这样的结尾才看得尽兴又尽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