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居生活，简单之乐

数字是简单的词汇，数字入诗却能从简单中生出无限乐趣来。这种创作技法在唐诗中经常运用，比如李白的《山中与幽人对酌》：“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但唐诗的格律限制，给数字发挥的空间不大，真正绝妙的数字诗，还要从唐朝之后的宋元明清中去找。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这首《山村咏怀》是北宋邵雍的作品，在2001年更新的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中，被放在一年级识字的第一篇。对小学生而言，诗只是载体，中文数字才是学习的要点。他们不需要去欣赏诗中描绘的田园风光，更不可能去领悟作者“一心观万心，一物观万物”的哲学思想。邵雍不是诗人，而是象数易学的开拓者。他用数字所搭建的不止是简单而直观的表象，应该还包含更为深邃的天道人和的理念。只是学童数数、常人读诗、哲人悟道，各得其乐罢了。
数字诗中，我以这首最为经典。其余还有几首，一并摘录出来与大家分享。
元代散曲家徐再思有一首双调《水仙子?夜雨》：“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棋未收，叹新丰孤馆人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
明代吴承恩在《西游记》第三十六回中是这样描写月夜景象的：“十里长亭无客走，九重天上现星辰。八河船只皆收港，七千州县尽关门。六宫五府回官宰，四海三江罢钓纶。两座楼头钟鼓响，一轮明月满乾坤。”
清代画家郑板桥一边在画他心爱的竹子，一边吟咏着：“一二三枝竹竿，四五六片竹叶。自然淡淡疏疏，何必重重叠叠。”
他们以诗悟道，以诗唱曲，以诗来铺垫小说，以诗来题跋画作，但他们都不是以诗著称的人。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数字以其简单的词意结构，组织成诗的形式，来为不同形态的艺术创作服务，却偏偏没有在诗的流派中大放异彩。或许越是简单的元素，越需要通过随性的组合，才能在不经意中产生独特的韵味。刻意去推敲和雕琢，反而会受限于元素的简单；结果发现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竟没有多大的可用空间。
李白的“一杯一杯复一杯”，恰恰是随性地使用了生活口语，才让《山中与幽人对酌》成为唐诗中一朵过目难忘的奇葩。这种巧用数字的诗句，在唐诗中没有独自成篇的经典，都散落在不同的佳作中了。我有心把唐宋名家以数字开头的七言诗句摘选出来，用藏头诗的方式重新组合成一个作品。既要遵循一贯而下的数字线索，又要保持诗歌流畅的韵律，还要在主题内容上浑然一体，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好在有浩如繁星的素材供选用，我只要当好唐诗裁缝的角色就够了。于是有了这首以贬官谪居生活为题材的《谪居谣》。为了主题的需要，这首歌谣中有些句子借用了原诗的形而替换了原意，在此须向原作诗人们说声抱歉。

《谪居谣》讲述一个接近致仕之年的朝中老臣，在平地惊雷的政治斗争中被贬往外地；三年里不断调迁，走遍千山万水，四海为家；最后谪居在五千里外，六月吹沙的荒蛮之地，条件非常艰苦。但他能够苦中作乐，虽已年近七旬，依旧精神矍铄。八个儿子大老远地赶来探望自己，老人还能跟他们一起骑马去野外跑上十里地。在那片人迹罕至的山地里，千树万树，花飞满天。老人停下马，惆怅地望着落花：“这花虽比不上长安的花，却别有情致。来年向皇上乞得骸骨，就埋在这里吧。”
是啊，此花不比长安花，不像它们那样簇拥在一起争奇斗艳竞芳华。在这片无人干扰的天地里，自由自在地飘洒，落到地上也没有行人车马来碾踏，任其形骸被自然消化。这是美好的结局。生而居住于此，死后便在这里入土为安，又何必千里迢迢归葬故里，一路舟车颠簸，让人死了都不得安宁。
老人这种乐观豁达的心态，令原本单调孤寂的谪居生活，变得生趣盎然。简居有简居的妙处，学会苦中作乐，简单的生活也能演化出丰富的花样来。就好像从一数到十，从十数到百，这些枯燥的数字可以编织出美妙的诗句；然后把这些诗句拿去写、去画、去唱、去悟，又增添了一番情致。
生活再苦也得继续，如果无法改变，不如学会享受。白居易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谪居浔阳城时，虽是“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但他依旧游山玩水、寻歌觅曲，活得“恬然自安”。（《琵琶行》）若是一味纠结于生活条件的艰苦，放不下被贬前后的身份落差，那么谪居之人很容易被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所击垮。
所谓境由心生，许多谪居的官员在不适的环境和悲凉的心境中，把南方地区描写成瘴气肆虐、蛇蚁横行之地。走在路上要“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李德裕《谪岭南道中作》），吃东西时“须防杯里蛊，莫爱橐中珍”（白居易《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真是“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宋之问《至端州驿见杜五审言沈三佺期阎五朝隐王二无竞题壁慨然成咏》）。这让南行路上的贬官们惴惴不安，初到异地的水土不服被内心的魔障不断夸大，竟真成了病痛缠身。
生性孤寒的柳宗元一到永州就病了，他第二次被贬柳州时更是惨不忍睹——“奇疮钉骨状如箭，鬼手脱命争纤毫。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搅腹戟与刀。”（《寄韦珩》）而开朗豪放的刘禹锡被贬去连州时就安然无恙。不仅自己没得病，而且在连州发生疫情时，他还能帮助百姓四处求药来度过难关。原本不懂医药的刘禹锡，因此还编了一本后来广为流传的医书《传信方》。这就是不同心态的不同境遇吧。
刘禹锡和柳宗元是唐朝贬官的代表人物，都是贬谪文学的重要创作者。在他们的笔下，谪居生活有苦有乐，也有与众不同的情趣。我们虽然不能穿越到那个时代去跟他们同甘共苦，但可以通过他们留下的诗文，去追寻他们的生活踪迹。在他们住过的地方，走过的山水，隐约还能触摸到他们的温度。

这是他们人生第一次被贬，刘禹锡任朗州司马，柳宗元任永州司马。由于司马是个闲职，不参与政务，也无权住在官署，所以两人到任后得自己找住所。柳宗元一心期盼着朝廷的赦免，觉得顶多在永州呆上三五年就可以回去了，并没打算在这里定居。于是在当地僧人的帮助下，柳宗元带着他六十七岁的母亲搬进龙兴寺借住。
这龙兴寺是一座香火不济的古寺，何以见得？且看柳宗元自己的描写：“戏凫鹳乎中庭兮，蒹葭生于堂筵。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