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不要随便喂养我们的心

我对佛学了解甚浅，根据我有限的常识，我认为佛教是一种向内的宗教，即把我置放在中心位置，用一切办法消解它，使之达到与世界的无的平衡。细究一下，佛教其实是无偶像的，它没有为信众提供一个犹如基督耶稣那样的引导众生精神成长的先知先觉，即使是佛陀，也是信众用以达到我的极境的工具。我们更看不到《圣经》这样具体指导人的善恶选择的书籍，佛教经文也同样是一种导引，一种被置放在我之下的精神的技艺。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或许与佛教本源的意识。认为人处在一个不断轮回的罪恶世界之中，人生的全部目的就是摆脱罪恶，获得善和完美。
一定不要随便喂养我们的心，不要用庸俗、无聊、浅薄的食物喂养它，要为它寻找最精美的精神食粮，让它健康；一定不要让它悬空，不要用毫无意义的事情干扰它，要让它切切实实地踞蹲在大地上，感受大地的脉动和江河的吟唱；一定不要让它迷蒙，要辽阔它的视野，深邃它的理性，坚强它的意志，巩固它的性情。这才是我们的心的家，一个舒适的家，一个能够感受幸福和欢乐的家。
无论如何，时代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在强有力的全能体制被市场化改革解构之后，民间的空间还是一天天在变大，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使民间社会找到了一个全新的支撑点。在汶川大地震中，民间显示出的大爱和行动能力，足以给我们一点微弱的安慰。牛博网、凯迪等民办网站，80后的代表人物韩寒令人刮目相看的表现这些都已广为人知。
丰富的民间社会的重建当然并不意味着社会中存在不受法律约束的区域，但什么是合法的法律却并不是虚拟的问题，如果像中国近代斯巴达时代那样，某人因为自己的论文或诗歌而违法遭杀戮，那么这个法显然是非法的——不合乎天法；什么是合乎天法的法律呢？回答是——保护人类自由、维护人类尊严、尊重传统道德律（在中国是儒家道德）。人类文明史终究是自由精神进化的历史、人类尊严的历史、显示人类理性创造力的历史，随着一个独立于国家权力控制的丰富的民间社会逐渐得到恢复和重建，尧舜时代中国淳朴的自然的自由主义、汉唐时代中华文明的博大宽宏优美阳刚的恢弘气象、尤其中国人于哲学与美术的充沛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或可能重现华夏。
当一个作家意味着你要像西西弗那样坚韧。在绵绵无尽的历史过程中，一个人的生命极为短暂，某件即时发生的事情就有可能概括这个人的全部生命内容。这里所说的“即时发生的事情”，既可能是欢乐与幸福也可能是忧虑与悲伤。你作为一个作家，碰到忧虑与悲伤事情的概率一定比碰到欢乐与幸福事情的概率高许多许多，因为这是你的命定。但是你要坚韧，你必须坚韧地推石头上山，哪怕它周而复始，哪怕它一再证明世界荒诞不经。坚韧地推石头上山的过程就是你创造的过程。你不仅仅创造你创造的东西，你还创造你自身。
路遥去世整整十年了。十年来，我们在谈论路遥的时候，经常使用这样的语句：路遥地下有知，路遥会为此感到欣慰。就是因为我们不认为他真的死了，我们都认为他还活着，还在和我们一起看眼前这个世界，还在和我们一起赞扬和诅咒着某些东西。因为这个远行的人把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留给了我们，我们藉着《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平凡的世界》和这位亡者做某种形式的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是永生的。这个从中国北部最贫穷的山村里走出来的孩子，以他的精神，以他诚实的劳动，以他对脚下这块土地的无限热爱，在无中找到了有，在终结中找到了开始，在死亡中找到了永生。
休谟指出：人之所以无限制地追求权力、荣誉和抱负，不是因为别的，仅仅是由于人类的情欲结构。搞创作的都是一些高智商的人，他们的情欲结构必将丰富复杂于常人。因此，他们在生存层面进行选择的时候，一定会透露出的超过常人的精明狡猾。知识分子一旦坠入堕落的深渊，势必将比所有其他人都来得彻底和深刻。这一点已经为我们的经验所证实。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整起人来往往要远比一般人来得残忍和卑鄙。在文学评论界，甚至于对没有什么危害、仅仅因为不在文学主流之中的崔健、王小波也装聋作哑，更不要说对那些有更深刻思想的人。你怎么能够寄希望于那些精神堕落的人从事建构精神文化的殿堂呢？你怎么能够从他们那里得到符合正义与良知的精神创造呢？在这种状况之下，文学的堕落只是社会整体堕落的一部分，你无法在整体的堕落中要求某一部分崇高。这是一个纯粹的生物世界，在这里没有任何精神的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