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问

条文化的政策、法律让人比较容易理解与执行。即使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出偏差的幅度也较小。一旦碰上领导的非正常介入，问题的敏感性就象测温计遇热旋即上升，弄得下属手足无措。
打电话是便捷的常见过问方式。领导来电指令，给了下级不能轻易错过的巴结机会。电话之外，常隐藏着不便说明的交易。曾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做十件好事，不如与领导干一件坏事。于是，下级主动揽下业务，上蹿下跳，竭力地吻合意图。万一事情办砸了，要追起责任来，没能留下视听资料。除非是预先录了音像，避免厄运降临时没法顶着，可这样做也太不厚道了。
签发“酌办”又是另一种惯用的过问。领导的签发大多含糊其词，留有回旋的余地，并让下属象猜谜似的费尽心思。很多人不想担一点得罪领导的风险，便主动汇报，接近领导以获取额外的赏赐，甚至出格地削足适履。不幸遭到穷根究底，下级以签发函原谅自己的失职，找到漂亮的借口。
值得领导亲自出场的大都属于志在必得的大人情，但有这种喜好的领导又常会装作顺道过问。除了可以显示领导的应有水平外，也怕下属当面顶回。有时便让身边靠得住的人间接地捎口信。这里更有文章可做，害得下属要特别注意揣摩领会。这种过问讲究技巧与艺术，而艺术很容易被人所模仿与篡改。
非同寻常的开端，常会有不寻常的结局。许多难办的事，一经来头点拨，常会有意料之中的效果。许许多多能够侥幸过关，各种潜规则便大行其道，人际关系变得难予捉摸。
一个崇拜关系人情的社会，有的人升迁了，全身象沾着腥味，苍蝇飞来了，猫儿跑来了，亲朋好友也会与时俱进。这时，领导需过问的事就多了。碍于熟人间的情面，并非都要网开一面，但越位过问了，秩序也打乱了。
客观地说，领导事关稳定大局的过问，的确迫使下级解决了不少的“抽屉”案、“钉子”案，促进了社会的平安和谐。在法制环境还不尽人意的时候，是有一定的补充必要，是有些责任人缺位了。但任意贴上单位的标签扩大过问范围，背后常有大款的身影在作祟。一些人持有领导的手谕到处炫耀，加剧了越级过问，上访有增无减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与建立公正、公平的社会背道而驰，也证明我们工作上还存在着许多的错位。
过问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也暴露出一些制度设计上的明显缺陷。比如制定政策时预留照顾比例，落实中常被领导的过问挪用，挤掉该照顾的对象。姑且不论这种“指标”的合理性、科学性，这块自留地往往又被视为圣地，大家心照不宣，纳入免查范围，为不正常的过问大开绿灯。
集体讨论把关不严，法不责众的无奈，也是过问屡屡得逞的主要因素。谁也怕被戴上唱反调这顶沉重的帽子，而被划入不合群遭冷遇，有过问出现，便很容易获一致通过，形成集体失语。一些聪明的中间商借此良机，大肆假借领导的过问达到个人搭“便车”的非法目的。这个方便之门一经打开，随便找了理由，混杂其中，不易被发觉，过问之风逐年在泛滥成灾，坐等过问便也不足为奇。
呼吁早日出台监督制约机制，少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多一些可操作性的细则，堵塞权力金钱过问，增强办事人员的独立判断力，执行严格的问责制，让想非法插手的领导不敢为，不能为，让公事公办作为一种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