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清明扫墓时

是杜牧笔下的纷纷细雨，还是高适眼中的曛日黄云？其实今年的清明节依然像往年一样，一点也没有注意这些又悄然地如期而至。清明的到来自然把扫墓祭祖纳入到日程，尽管逝去的先人曾使你肝肠寸断以至于无限的哀思在日常生活中和深夜的睡梦里挥之不去，但清明节的祭奠重要得已成为定式。
家乡称扫墓为上坟。清明上坟须在前后三日之内，习俗始于何时，出自何处，源于何种文化，至今尚不知晓。所知晓的就是只有遵循这个习俗才能寄托哀思。四月三日，是清明节前的第三天。这天，与妻驱车回老家上坟。祖坟南去老宅一公里稍偏东，坐落在水渠与乡路之间。不息的流水仿佛在吟咏着生命的永恒，静卧的小桥依稀在沟通着不泯的情感。几棵刚刚泛青而尚未吐新的杨柳树在一个劲地随风摇曳，似乎要告诉我们：它们始终在这里替我为先人守灵，是有功之臣。的确，我未曾谋面的曾祖父母，不及反哺的爷爷安睡在这里二十二年了（曾祖父母是在爷爷入土时由村西迁到这里来的），奶奶也于1988年去世后与爷爷合葬在一起。一般每年只有在清明前后才能回来在坟前祭奠一次。
今天的风还是大些，焚化纸钱须用棍子压着，但是无论你如何小心翼翼，还是有些许纸钱不待燃尽便被风吹灭而随纸灰一起纷纷扬扬地飘到天空尔后撒落在很远很远的田野里。
二十七年前我所离开的这片黑土地是一眼望不尽的旱田。每当清明前后，村子里那些还没有来得及或者更确切地说还没有能力及时脱去整个冬天都着在身上黑亮黑亮棉衣的老老少少就一下子冲出家门遍布在田野的每个角落，他们挥动着三齿镐永远不知疲倦地敲打着去年秋翻地翻出的高粱或玉米茬子上经寒冬冻结而眼下被春风吹透了的黑土。几天后，家家户户的门前便起来了整整齐齐的茬子垛，一夏的柴草就备齐了。接下来的几天就是春种时节，扶犁人左手扬鞭不住地吆喝着拉犁的牲口，右手里外摇摆着犁把调整方向以便把垄打直。跟在后面的播种人则根据各种不同的农作物做着各种不同的播撒动作。种高粱或稗子的撒种人把种子抓在手中，由斜前方至大腿外侧划一条弧线，一把种子便十分均匀地撒在刚刚犁出的垄沟内两三米长；谷子和糜子的播撒大都是把种子装入一个中间固定在一棵木棍上且底部带有许多小孔的葫芦内，播撒者一边走一边不停地敲击着木棍，种子就随着“梆梆梆……”的节奏声被播下。最后一个是拉垃子的人。垃子是弓形，由一个直径在十到十五公分的圆木做成，直线长度稍大于垄宽，两端系上一条长长的麻绳，由拉者斜肩套背。当拉者沿垄沟行走之后，横担在垄沟上的垃子就将垄台上的新土兜入垄沟覆盖在种子上。播种人和拉垃子人都兼有将种子踩实的任务。如果说几天之后不见春雨，则男女老幼一齐上阵，到背双手一步一蹉地沿垄将种子上的浮土再踩实一遍以保墒，俗称“踩格子”。一场春雨过后，那些嫩绿的生灵一夜之间就拱出地皮。当你坐在地头，望着满天繁星，嗅着泥土的芬芳，听着那池塘沟壕里的一片蛙声，你真的会醉入仙境。
我对这片黑土地再熟悉不过了，尽管它早已改造成稻田。我对它的认知对它的情感对它的依恋就像对眼前这座使我魂牵梦绕的坟茔内长眠的爷爷。从我记事起，爷爷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就始终没有改变过。一米七二三的身高由于他的清瘦而显得十分匀称；永远不超过四五毫米长短黑多白少的浓密灰发覆盖在前后宽左右窄的脑型上而显得干净利落；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深深地陷入两撮长有寸余的眉毛下方而显得精明深邃；一缕二寸多长的雪白胡须总是在吃饭的时候一噘一噘地上下摆动而令人喜爱；髭稀落得几乎没有，我小的时候一直以为是因为爷爷有嚼烟袋咀的习惯而使上唇经常与长长的大鼻子尖摩擦的缘故。我特别喜欢爷爷的一双硕大的耳朵，尤其是那晃悠悠的耳唇使你一看就手痒，每当我坐在他怀里的时候总是用小手在上面柔来柔去，直到他用那我自从生下来就没有看见过牙齿的嘴咬得我奇痒难挨的时候才肯放手。
我在爷爷的后背上和被窝里一直长到六岁。他那快乐、善良和勇敢性格在我的脑海里埋下了深深的印记。
爷爷的一生总是充满着感染力极强的快乐。只要爷爷在，家庭的欢乐就在。只要爷爷在，我们就会忘记祖孙三代十几口人常年在三间土坯茅草房内的拥挤，忘记了杨柳茁青田野泛绿之时我们仍然脱不去棉衣的尴尬。爷爷目不识丁，但对戏曲尤其是京剧的喜爱如醉如痴。在我刚刚记事儿的时候，家里就有一个约四十公分长三十公分宽十公分高的绿色的洋戏匣子（老式唱机）。这是爷爷在我来到这个人世上的好多年以前用皮袄和粮食换来的，据说差一点没把奶奶气疯。洋戏匣子很神奇，把它打开再放上一张黑色的唱片，一个可转动的连杆一端的磁针只要一接触唱片，便发出我至今也听不懂的咿咿呀呀的唱腔，害得我翻过来调过去地找里面的小人儿，越是找不到就越是产生无限的遐想。每当这时，爷爷便闭着眼睛一手扶着含在嘴里的长烟袋一手在炕沿板上打着节拍，脑袋还十分有节奏地晃来晃去，简直陶醉的不行了！左邻右舍也都喜欢来听戏，越是人多，越是热闹，爷爷就越是高兴。因为全村只有这一台洋戏匣子，而爷爷又热情好客，当时的家里简直成了戏馆，以至于后来乡亲们把爷爷直接地改称为“大洋戏”。那时我太小，只有三四岁，模糊的记忆中仅仅听过一两次，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爷爷把它藏了起来，就再也没敢用过。直到我十六七岁时仍然见过那个洋戏匣子和几张老唱片。现在每每想起，令我伤感，没能把它保存下来已成为我终生的遗憾。“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刚刚四岁。当时家里已经有了电匣子（电子管收音机），那是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和爸爸因喜出望外而买了这件奢侈品。当样板戏和不是样板戏的现代京剧充斥着所有广播电台的时候，爷爷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他的身体仍然十分柔软，韧性极好。他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除了睡觉之外，总是在胸前垫个枕头，双手一齐握着长长的烟袋杆，两臂前伸，把头埋在双臂之间，大腿小腿以膝盖为轴对折起来垫于腹下，两个脚掌交叉脚心朝上，臀部就压在脚根处，我和姐姐还有姑姑们都戏称他为“蛙卧”。每当这时电匣子响起“红灯记”或“智取威虎山”（这是他最喜欢的两出戏）的唱腔，我们都悄悄地用手指点爷爷那双脚掌相互暗示：快来看啊，他又用脚掌打拍子了！爷爷不仅能唱上几口传统的和现代的京剧，而且还会吹唢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