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婶的煎饼

我的家乡是沂蒙山。沂蒙人有个远近闻名的饮食习惯——煎饼卷大葱。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家里一日三餐上顿接下顿的就是煎饼，我就是吃煎饼长大的。
同样的是煎饼，不同人做的煎饼味道却大不相同。母亲做的煎饼我虽然也爱吃，可感觉比不上隔壁二婶做得好。二婶做的煎饼色泽鲜亮，厚薄均匀，软硬适度，酸甜可口，所以每次看到二婶做煎饼时往往让我垂涎欲滴。二婶知道我是贪吃她家煎饼的馋鬼，每当做了新鲜的煎饼时就在两家隔墙的墙头上大声地喊着我的乳名，顺手把一卷煎饼递了过来。这一卷足可以让我幸福好几天。
听庄上的老人说，二婶是做煎饼的好手早在1947年孟良崮战役时就出名了。当时20多万部队集中在沂蒙地区，老百姓全力以赴支援前线，妇女们主要负责做煎饼为子弟兵提供给养。年轻的二婶起早贪黑，推碾拉磨摊煎饼，一直跑在前头。她的煎饼不仅做得好，而且做得快，别人一天做40斤就不错了，她一天能做50多斤，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她就做了1500多斤。在战役结束后全县的支前庆功会上，二婶被评为“支前模范”，被戴上了大红花。
1958年“大跃进”烈火烧得正旺的时候，农村实行了食堂制，二婶自然又被分配到生产队食堂做煎饼。这年，我考上了临县的一所中学，全家都很高兴，可大队党支书却不同意我上学，非要安排我在生产队里劳动。母亲不顾党支书的阻拦，硬是要我上学不可。可是，吃饭却成了大问题，党支书交待不能从食堂带饭。当时，农户的粮食已全部交给了生产队，有钱也没处买粮，没饭吃怎么上学呢？我的母亲急得疯了似的。二婶知道后，也是又急又气，愤愤地跑到党支书那里鸣不平，党支书依然不为所动。第二天我就要去新学校报到了，可饭的问题仍然没有着落，母亲愁得大半宿没有睡着觉。正当母亲左右为难的时候，二婶抱着一大包煎饼急匆匆来到了我家。母亲十分惊讶，问她哪来的，她没有回答，只是叮嘱我“趁着天还没亮，带上快走吧”，随即把包好的煎饼系在了我的肩膀上。我满含激动上路的时候，回头看到月光里两位老人的眼里闪烁着泪花。
一个星期之后，我的户口转到了学校，吃饭的后顾之忧总算解除了。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那包煎饼却给二婶带来了不幸。寒假回家的时候我才知道，煎饼是她没经领导允许私自从食堂里拿出来的。党支书知道后，以偷盗的罪名组织全体社员开了她的批斗会，解除了她做煎饼的工作，并施以双倍的经济处罚。二婶无怨无悔，硬是从自己每月30斤的口粮里抠出12斤还给了食堂。
二婶，不是我的母亲胜似我的母亲，她做了我母亲没能做到的事。二婶成了我日后人生的动力。
50年过去了，我退休了，终于可以有时间回家乡看望二婶了。当我出现在二婶面前的时候，她竟一下子就认出了我，仍像当年那样亲切地呼着我的乳名，说我夜里做梦就知道你会来的。看到二婶爬满了皱纹的脸上那慈祥的笑容，我百感交集，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流。她一面为我拭泪一面说：“从前你没吃够二婶的煎饼，这回我让你吃个够！”晚饭时，我吃着二婶亲手做的煎饼，倾听着二婶贴心的话儿，一幕幕往事如在眼前，我仿佛回到了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