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父亲的父亲的故事

桓仁县城往东走，不到俩小时就会来到这个有几百户人家的小镇，名字也很平常，叫二棚甸子。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在远古的时候，这里只有两间草棚，再就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东北习惯称大甸子，久而久之便得名了。

一百多年以前，这二棚甸子地界的大部分土地和群山，还都归一个刘姓财主所有。当时的刘家，是很威风的，良田数百顷，山场几十处，还有三进三出的大四合院，在这方圆数十里，没有第二家有这样的气派。刘家的老爷子，得意的近乎忘形了。看着这几代人挣下的家业，以他大山沟里土财主的眼光，以为可以世代相传、高枕无忧了。于是，把他个人的爱好，发挥的淋漓尽致。

他的爱好也很平常，喝酒和赌博，再就是习惯了人们对他的崇拜和尊敬。喝酒和他的家业一样在二棚甸子是很有些名气的，一般庄户人家的三、五大碗烧酒，根本喝不倒他，他也不屑于和一般的庄户人为伍。小镇和县城里的几个有头有脸的人物，难得总凑在一起，只要有机会，他的酒量，就要被人们大大的惊叹一回，并被津津乐道有些时日，他在这些赞美与颂扬中，活的越发的滋润。
日子很快就来到了1911年，大清灭了，民国成立了，百姓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东北的土匪多了起来，很多人家甚至没有隔夜的粮食，刘财主家的生活，简直就让小镇的眼红。而他的善良、他的爱听颂歌、他的心无城府，又似乎是人人皆知的。于是，卖地的、借粮的，甚至需要保人的，都找到了他，而只要他听到人们一口一个：刘老爷、刘财主的时候，便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了。经常在推杯换盏之后，便被人伺候笔墨，挽起长衫的袖子，用他那功底深厚的文字，写下一张张单子。保人刘善人，就是在这时被叫得最想的。
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百姓最苦的年代，所借的一切都会变成食品，进了一家人的肚子。而保人是你刘善人，他还不上，不是还有你刘善人吗？于是先割山场、再割良田，刘家的家业，一天天在缩水。
老太太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可一张嘴，便遭来一顿骂：你以为你家命好？不是人缘好，胡子早就给你抢了。于是，老太太知道，刘家的辉煌就要成为过去。于是老太太做主，把四个儿子中的老大在十七岁的时候，娶上了媳妇。这一年是1926年。转年，刘财主的长房长孙出世。
随着长孙的到来，刘财主似乎清醒了一点，但儿女们说长大便齐刷刷的长大了，一个跟着一个的娶媳妇，加上今天国民党派捐，明天支援八路军，到了嫁女儿时，家里已很寒酸了。
说起来另人难以置信，诺大个家业，短短二、三十年光景，便折腾的不知去向，以至于三儿和四儿连一天书都没读，只有对长孙，他是清醒的，咬着牙把他送进私塾，和几个孩子摇头晃脑的开始了启蒙。
要不老话就说“一辈龙，一辈熊”刘财主的四个儿子没有一个是读书的料，可孙子一启蒙，就表现出极高的天赋。《三字经》、《百家姓》等一些浅显的，过目不忘，于是，先生经常给这个孩子开小灶。当然，这也得力于刘财主的疏通，刘财主倒驴不到架，每到年底，全家二、三十口人，杀一头猪也得给先生一条后腿，先生便越发卖力的灌输那些半文半白的文章。四年下来，先生找到刘财主，说：把孩子送到县里去吧，我教不了了，这孩子必有大出息。
此时的刘财主、刘善人，老泪纵横，他没有料到他会落魄到今天，居然连把心肝一样的孙子送出去深造的财力都不具备。这个曾经富甲一方的土财主，带者对孙子的无限眷恋和期盼，闭上了那双不甘的眼睛。这一年，他只有62岁。而解放军攻城的炮声，已听得真真切切了。
要不圣人就说：“福兮祸所至，祸兮福所依”，刘善人过世的秋天，镇上开始了土改。此时的刘家，房有几间、地有几垄，刚能维持一家老小不至于饿死，已经是正宗的贫农了。刘家人不免暗自庆幸，不是老爹的喝酒、赌博和“做保”，家里无论如何也逃不地主的帽子的。而地主被镇压、被打死，在1947年的东北，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了。于是，偷偷的上老爹的坟头多烧了几张纸。
念及刘财主的人品，又是在镇里实在找不出识文断字的年轻人，刘善人的大孙子，被政府招去，当上了镇财粮委员。而这时，方圆数十里的乡亲，已经尊称他为“刘先生”了。因为小镇的婚、丧、嫁、娶都少不了他的行书和小楷。每个人都会在对联、帐本前驻足，字写得实在太漂亮了。
在这之前，国民党和八路军拉锯的时候，镇上要求每户出一个男丁参加八路军，他被选中，全家人都替他担忧，他自己更是害怕，这些年来，他何尝想过要投笔从戎？他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在部队开拔的夜晚，他爬上了一棵杨树，天亮潜回了家里。
全家人又喜又怕，把他藏在家里一个多月，不知道是极度恐惧还是潮湿所至，他的后背开始生疮，大块大块的疮疤，整个后背全烂了，家人便放出风去说部队把他送回来养病。才算蒙混过去。不久被招进政府当上了财粮委员。
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天，一起当兵走的人回来了，谎言被戳穿了，他不知道等待他的会是什么，只好听天由命了。他发现，他的家族，经常被一种神奇的力量主宰着，那就再显一次灵吧，他在心里祈祷着。
上天真的显灵了。镇政府调查此事的人家里以前就受过刘善人的恩惠，刘善人曾为他家付出了5亩水田的代价。东北的农民从来就是以德报德的。调查了一个多月，结论是：此人自动脱离队伍，属开小差，经查实，没有变节行为。
这个结论无疑救了他一命，被批判、教育以后，把他调到了县生产资料公司（此时已解放），从此告别了政府工作的生涯。
而此时，他被这一幕已下破了胆，更加谨小慎微的工作，害怕有一点闪失，再揪出他的历史老帐，只有拼命工作，来增加别人的好感和减轻自己的压力。他的一手好文章、好书法又派上了用场。在本溪桓仁运输公司成立的时候被调了过去。这在当时是很值得荣耀的，因为该公司是市直属单位。
这以后，他经历了“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每一次运动他都心惊肉跳，只好用更强的劳动来折磨自己。这是一个旧知识分子被“改造”、“磨练”的结果，一个另人辛酸的结果。
他的一个女儿，八十年代中期，考入市师范专科学校，走时，他正在公出，等他回来，女儿已到200公里之外的学校读书去了。
于是，工作三十年来，他第一次和领导